对顾炎武的评价 1、对顾炎武的评价语 (1)、·方鹏赞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奚先生之有也。” (2)、内容简介：作为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顾炎武的学说、思想
对顾炎武的评价
1、对顾炎武的评价语
(1)、·方鹏赞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奚先生之有也。”
(2)、内容简介：作为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顾炎武的学说、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他的学说“成为晚清革命派学者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进步的精神动力”。“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更是备受社会各界推崇。他的许多学说、思想大大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值得后人不断弘扬和传承。
(3)、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报纸文章，投掷匕首，后来章太炎终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在监狱中，章太炎玩世不恭的狂士风采展现无遗，他做起了狱中裁缝，每天干活八个小时。
(4)、如何才能理解顾炎武？我认为需要把握两个关键词：一是开启实证学风；二是反对君主专制。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5)、主讲人：林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研究员)
(6)、 顾炎武倡导经学，不是为经学而经学，其目的是“通经致用”。他讲求六经，与思考“当世之务”紧密相连。“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录》卷十九)“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制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后充之，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后升之”。“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生员论中》，《亭林文集》卷一)也就是说，经学的归宿是实学。对六经的研究，是他实学中的一部分。
(7)、顾炎武的政治思想，颇能发前人所未发，目的是给人民以自由，很有意义。但因为这种自由是被人给的，而不是人民自己争取的，所以这种自由是有限的，而且很容易变形。顾炎武的改革方案若施行，则县政必然板结，凡民欲上跻于仕途，空间必然狭小。因为县令不是本县人民选举的，监察县令的权力，也还是在上面，而不在本县的人民。这是典型的儒家式精英主义，它背后的预设是人与人不可能平等，人民不可能真正做到自己管理自己。所以，顾炎武的县令诸侯化方案就很可能导致地方政治的板结。县令若能世及，就一定能把本县人民当成自己的孩子似的照顾吗？县令如果与郡守、御史沆瀣一气、化公为私，这些来自上面的纠察制约还有效吗？另外，县域既小，力量有限，又如何能抵抗外来之强敌以自保？
(8)、自宋以后，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
(9)、这种家风培养出顾炎武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贞情怀。
(10)、赫赫有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就是从这本书中出来。
(11)、·元诗人、政治家文学家王恽称道：“堂堂范公，三代之佐。致君泽民，尽夫在我。笃信力行，曾不易虑，受知裕陵，千载一遇”。
(12)、自定居华阴后，顾炎武再也没有回过山东，更没有再入京师，只是往来于秦、晋之间，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才做了一次长途旅行，目的地是嵩山少林寺。当年十一月返回华阴，他写下《五岳》诗，自我表白了二十余年来之所以“行游”北国是因为不肯做异国臣子。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顾炎武自华阴出游山西曲沃，翌年正月在曲沃病逝。
(13)、清末，有一阵子风声很紧，蔡元培劝他离开：“我看除走外，没有其他方法可想了。”
(14)、他认为“华阴控扼潼关和渭河的路口，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听到天下的事。一旦有警报，就能进山把守险要的地方，不过只有十里路那样的距离；如果有志于四方，那么一出潼关的关门，也有居高临下其势不可阻挡的便利”。因此在这里定居。
(15)、顾炎武虽然不仕清朝，但是清朝官方却非常认可顾炎武。清朝初期的学者，基本是认同顾炎武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乾隆时期的《四库提要总目》对顾炎武的评价是“博极群书，精於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清朝对学术还是比较宽容的。
(16)、·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蔡襄称赞范仲淹：“公乃言事，倾动天下，触指权奸，开道谏诤”。“君国以忠，亲友以义，进退安危，不易其志。立身大节，明白如是”。
(17)、·边陲歌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18)、·诗人王十朋赞扬范仲淹：“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容。才兼文武，永履仁义”。
(19)、 《日知录》一至七卷都是讲的经义，十四至十五卷论礼制，与经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此外，他著有《五经同异》三卷(有些内容在《日知录》中被采用)。顾炎武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研究经义？这与他的历史盛衰思想有关。他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整顿人心风俗，教化纪纲不能阙。也就是说整顿人心风俗要有依据，要有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别的，就是孔子的六经。他对百余年来，孔子儒学遭到歪曲以致流于禅学痛心疾首，他把心学与清谈并提，认为其罪“深于桀、纣”。在这种情况下，拨乱反正自然是当务之急。顾炎武用大量的篇幅研究经旨，就是欲通自己的著述，来扭转这种世风的实际行动。潘耒评价《日知录》说：“至于叹礼教之衰迟，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此可谓抓住了其师的经世要领。
(20)、·苏舜欣赞范仲淹：“舜欣尝静思：阁下功业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爱而美之，非人至尽受惠也。由阁下蕴至诚，以康济斯民为己任，故诚之感人。如四时之气，鼓动万物，远近无不被也”。
2、对顾炎武的认识
(1)、学习目标既已明确，那么学习的路径是什么呢？总结起来，有两条：
(2)、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之中写到，海瑞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甚至不够殓葬之资。这不禁让人遐想，中国古代官员都这么贫穷么？
(3)、顾炎武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4)、清廷未亡时，敢公然辱骂皇上的，章太炎恐怕是第一人，1903年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直接将光绪皇帝骂成“载湉小丑”。
(5)、迷之雍正 | 卖身少女 | 战狼 | 金砂红
(6)、1936年6月14日，彻底衰老的狂士，饭后绕住宅散步，猝然倒地，没有留下什么遗言，走得很干脆，很安静。
(7)、 关于顾炎武与朱熹在“下学与上达”认识上的分歧，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即对“一贯”的认识。
(8)、·陈基赞扬范仲淹：“唯文正公以间生之气、王佐之才致位将相，为宋宗臣百世之下。诵其诗、读其书者，可以厉忠信而尊君父，。兴王道而至太平”。
(9)、到了京城，章太炎照例不依不饶，每次经过新华门时，都要破口大骂：新莽门！
(10)、 可见，所谓“理学，经学也”之论断，字面上虽没有反对理学，但实际上具有否定理学的含义。批判陆王心学，绝不是为了恢复程朱理学，而是要大张经学之旗，恢复孔子经学的本来面目。他治音韵说，花三十余年时间，“所过山川亭邦，无日不能自随”，五易其稿，终成《音学五书》，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所谓“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音学五书序》，绝非《四库全书总目》所讥之为“复古”，顾炎武一向反对模仿古人说话，“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文人求古之病》，《录》卷十九)顾炎武这里的意思是通过“知音”而达到“通经”。他认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与人书四》，《亭林文集》卷四)但决不是为了恢复到汉代经学。清代惠派所谓“凡汉皆好”，“惟汉是尊”不能算是顾炎武经学思想的延续。顾氏恢复的是“五经三代之书”。他借孔子的话，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今之《广韵》，固宋时人所谓菟园之册，家传而户习者也。自刘渊韵行，而此书几于不存。今使学者睹是书，而曰：自齐、梁以来，周颙、沈约诸人相传之韵固如是也，则欲韵不攻而自绌。所谓‘一变而至鲁’也。又从是而进之五经三代之书，而知秦汉以下至于齐梁历代迁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诗，可弦而歌之矣。所谓‘一变而至道’也。”(《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他的《音学五书》，希望“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就是欲达到“一变而至道”的目的。
(11)、 朱熹认为忠恕和“一贯”并不是一回事，“忠恕”不能代表“一贯”。他认为孔子所说的“一贯”，就是“一本”、“一理”，他说“圣人之心，浑然一理……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论语集注》卷二)照这样解释，孔子所讲的“一贯”，就是应酬万事，使之各得其所的“理”，这个“理”与使万物存在繁衍生长的“道”是一样的。“忠恕”不过是曾子为了使之便于理解而做的比喻罢了。
(12)、王氏自小受到严格的家教和礼义约束，进入顾家后，对待公婆异常孝顺。抱炎武为嗣子后，教子有方，其“未嫁守节，孝顺公婆，立后训子”的事迹，广为乡人传颂。崇祯九年(1636年)，被御赐“贞孝”牌坊，其事迹被载入《明史·列女传》。
(13)、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
(14)、·张起岩称赞范仲淹：“有际天人之学，斯可以服天下之望；又扩宇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务；有坚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然晔然震耀于世道者，则范文正公其人也”。
(15)、·宰相杜衍赞扬范仲淹：“三黜无愠，天下称赞。修明百度，更张四维。忠臣倦倦，远不忘国。大名罕见，五福难具”。
(16)、·钦宗皇帝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诏褒赠近世名臣时赠范文正公特追封魏国公。
(17)、第九讲 顾炎武与宋明理学(2021年10月16日)
(18)、主讲人：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9)、顾炎武的经学批评，针砭宋明陆王心学之弊，对扭转清代经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容忽视。
(20)、印刷革命使得从前那些不便流传、少量流传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在市场。早期，石印业的主要业务就是课艺书，印刷诸如《康熙字典》《策学备纂》等士子应试书籍，由于印刷便捷，并且能印刷袖珍本，携带方便，一时需求量大增，而石印书局也因此获利甚丰，并愈发引起聚合效应，光绪年间，上海的石印书局超过八十家。
3、对顾炎武的评价100字
(1)、其实不然，历史上的贪官数不胜数，而海瑞仅仅只是清廉而已。《万历十五年》之中记载了一件事，当时海瑞的上司胡宗宪竟然用传递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是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筵席，竟然还买了两斤肉。细细想来，海瑞竟然用两斤肉来给母亲办寿宴，知道海瑞为人的，可以说是海瑞清廉，不喜欢铺张浪费，不知道的还以为海瑞不孝，苛待自己的母亲，从这件逸闻小事我们也能看出海瑞的清廉程度。
(2)、·范邦瑞称赞范仲淹：“学问渊海，闻望圭璋”。
(3)、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清初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以顾炎武为最重要的代表，他的攻击也最有力。他尤其讨厌人们空谈心性，转而提倡学习与实践并重。在《与友人论学书》中，他说：
(4)、·祝颢赞誉范仲淹：“予惟文正公之高风大节，弥两间而冠世者，登诸国史、载诸郡城；而杂出于谱传，纷播于品题着，不可胜书。至今，庸人孺子一闻公名，皆知景仰。…不以古今彼此而有间也”。
(5)、 对程朱理学，顾炎武没有正面批评，而且还维护程朱在儒学道统上的地位。上面提到的他对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的斥责，就表明了这一点。对宋理宗在淳祐元年定“周、程、张、朱四子之从祀”作了肯定的评价，说，“由此之后，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胡元至于我朝，中国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从祀》，《录》卷十四)晚年移居关中，亲自组织修建朱子祠并主持考亭书院。可见，他对程朱是非常崇敬的。
(6)、顾炎武曾自述其为学经历曰：“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斐然欲有所作”；“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在这过程中，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日臻成熟，到康熙六年(1667年)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提出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纲领，强调学者必须先立其为人之本，做到“行己有耻”，且“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乃至于出入、往来、辞受、取予之间时刻挂怀天下，念念不忘为百姓做贡献，然后方可入“圣人之道”。
(7)、章太炎六岁时写的一首杂诗至今仍保存在纪念馆中。
(8)、·许珏赞曰：“伟哉文正公，志量世所无。伏处怀庙堂，宦达忧江湖。立朝三十年，寒素如其初。禄入瞻同族，身外无盈余。愿言式高风，永为学士模。”
(9)、上面几段话不仅批评了宋明儒学沉湎于玄理的弊端，认为儒学本来是经世致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学，而且开出了矫治病症的药方，那就是“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前者属于知识论，后者属于道德论。
(10)、顾炎武在自己的《音学五书》中不断插入“李因笃曰”，
(11)、比起初唐诗人骆宾王七岁作《咏鹅》，章太炎这首杂诗虽然在意境韵味上逊色一些，但眼光很开阔，心思很机敏，而且隐隐还有一股尚未萌芽的玩世不恭。
(12)、顾炎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故考据是顾氏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顾氏的经学考据，是从音韵训诂入手，旨在准确把握经文字义，进而合理阐发经义。他认为，训诂是经学的基础，而“汉人犹近古”，故汉学训诂最可信赖。他特别看重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论字者必本于《说文》”。但许慎对字义的训释，主要是从字形方向去进行“形训”；顾炎武则认为“考文自知音始”，故其经文字义考证是侧重于从字音方向来进行“音训”，并且是围绕《诗经》来开展“音训”，其成就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13)、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李自成攻进北京。此后，江南先后出现了多个南明政权，顾炎武曾效命于其中两个政权--弘光和隆武，先被弘光聘为兵部司务，后又被隆武聘为兵部职方司主事。隆武政权覆灭后，顾炎武又写密信给郑成功，试图跟海上抗清武装力量建立联系，未获成功，又尝试从海道投奔南明的另一个小朝廷--鲁王政权，也没有成功。此后，不再看到顾炎武有明显从事抗清活动的迹象。他开始过起遗民生活。
(14)、 顾炎武对陆王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首先，他认为明朝的灭亡，陆王心学要负主要责任。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也。”(《朱子晚年定论》，《日知录》卷以下简称《录》)在“王介甫之新说”下，顾炎武解释道：“《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谈之罪甚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顾炎武的这个解释的用意很明显：王介甫为靖康之难负责，那么王伯安鼓吹“良知”，开了明代空疏之学的恶例，不也应对明朝的灭亡负责吗？这样就把明朝的灭亡归结到陆王心学上。从这一点出发，他对清谈深恶痛绝，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录》卷七)身为明代遗民，顾炎武对明代的灭亡深为痛心，从总结明代灭亡的教训出发，他把陆王心学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他认为造成社会治乱的根本因素是“人心风俗”：“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明末社会风气败坏，导致明朝的灭亡。而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又是心学，故锋芒所向，首先便是王阳明。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说朱陆早异晚同。顾炎武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是“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称赞对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进行辩难的罗钦顺的《困知记》和陈建的《学蔀通辨》是“今日中流之砥柱矣”(《朱子晚年定论》，《录》卷十八)。
(15)、·武攀龙赞曰：“公之忠义在朝廷，勋猷在竹帛，世济厥美在累朝，而祀事孔明在万祀也。”
(16)、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顾炎武是以弘扬儒家“仁道”为职志。关于“仁”，孔子有“仁者爱人”之说，《中庸》则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之说。顾炎武则兼取其说，将孔子“仁爱”说发展为“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行己有耻”说，而将《中庸》“亲亲为大”说发展为“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的“人必有私”说，使“仁爱”和“私情”得以联系起来，在这种联系中，“私情”被理解为“仁爱”的必然体现，这是顾炎武对儒家“仁学”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其意义在于从儒学理论上达成了“仁”“私”统一。
(17)、·秦桧赞扬范仲淹：“高贤貌已远，凛凛生气存。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
(18)、为了认识儒家人文主义的这个特点(同时也是弊端)，让我们从源头处简单对比一下中西思维方式在的差异。西方思想传统包括两个方面，古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而这两个传统都有助于西方人科学思维的养成。从古希腊哲学的角度看，在古希腊，一切学问都是哲学，科学不过是后来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科学本质上还是哲学，而哲学的原意就是“爱智慧”，求智、求知本身就是目的。也可以说，古希腊哲学本身就高扬了科学理性的大旗。从希伯来宗教(对西方而言就是基督教)的角度看，历史地考察，我们会发现，近代那些推动了科学革命的著名的科学家其实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是偶然现象，还是存在必然性？如果我们去读读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笛卡尔等近代科学家的著作或传记，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研究科学，确实是基于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他们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给人间留下了两本书：一本是明示的《圣经》；一本是默示的宇宙万物。他们之所以研究宇宙万物，是想以此接近上帝，了解上帝造物的真道。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相当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但科学思维与基督教信仰并非是不能兼容的，正如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曾说：“科学纯洁了宗教，使它免于迷信；而宗教反过来也纯洁了科学，使它免于拜物教”。所以，不是说信仰本身阻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而是不同的信仰与科学思维的正相关关系不同。
(19)、自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之后的数十种晚清《经世文编》中，能看到大量的对亭林先生的引用。这些嘉道以来的士子，言及亭林，多援引其封建郡县论、考试、铨选、吏治、赋税、钱粮、盐课、钞法、兵政、地利、舆图、河防、水利等论说。其中，尤以《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被引述最多。略举两例。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所收，嘉道间士人张杓写的《日知录跋》，称亭林先生“挟经世之才，怀匡时之志，慨然以世道人心为己任”。《日知录》：“自经史而外，凡国家政治，大而典礼财赋，小而馆舍邮亭，无不援据典籍，疏通其源流，而考论其得失，至于风俗之败坏，世教之陵迟，则陈古讽今，尤三太息。盖先生目击明季之政，故不觉言之深痛如此。”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中所收，谢应芝(1795-1862)《书郡国利病书后》：“亭林山人博极群书，各因天下土俗所宜，采录大备，而莫善于西北水利。东南既无旷土，而西北尚多闲田，西北水利兴则屯戍行、粮赋减、漕运罢、河工省，一切杂税皆可弛，民克安其业，享其利，虽谓井田之良法复行于今可也。”仅列此两例，亭林身后，士人多数是在这样的“经世致用”语境中阅读和引申前贤的。而在嘉道、咸同年间，西学尚未大量引入，士林谈经世，尚无新的思想资源，因此，他们的谈论基本也不脱这个君国体制的框架。也就是陈天华所说的：“彼时学科不全，而当时风气，喜谈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之学说，于山川险塞、制度利弊以及行军理财，均反复研讨，以求深至。”
(20)、综上所述，可对一代通儒顾炎武作出如下历史定位：在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他是一位杰出的启蒙学者；当祖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他是一位坚定而有独特思想和情操的爱国者；在学术发展史上，他是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历史转变过程中一位继往开来的学术大师。(作者：周可真，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本文为山东省图书馆顾炎武公开课第一讲的讲稿)
4、顾炎武评论
(1)、海瑞这样明目张胆的得罪自己的上司，其实得罪的是整个官僚的政治体系。如果不是因为他足够清廉，没什么把柄落在别人的手中，那么他一定会被人拉下马，潦草的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2)、·张临追思范仲淹：“先生以刚大毅决之资，拔出众人之中，进退超迈；委靡之世为变，尊王黜霸，明义去利，凛然有洙泗之风”。
(3)、第十二讲 顾炎武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2021年11月27日)
(4)、顾炎武自己对科举考试也是心不在焉，崇祯年间与同乡同学归庄一起，积极参加复社的活动，常跟四方之士打交道，荒废了科举学业，虽屡次参加乡试，却每试皆败。当时，在农民起义军和清兵双重打击下，明王朝已然摇摇欲坠。炎武常读邸报，对于国内政治和军事形势大体了然，他深为国家命运担忧，又自觉经世乏术，愧疚难当！27岁乡试再次落第，他毅然决然放弃了科举，义无反顾投身到为国分忧的实学兴邦的事业中。
(5)、·周易赞扬范仲淹：“窃惟士君子，立身于天地间；其建功树业，当垂无疆之休。公之精神，感召流行于宇宙者不朽。”
(6)、·刘子健赞曰：“宋学为中国哲学最精彩的一页。明清两代之哲学，胥不能脱离其范围。而宋学之发扬光大，实自仲淹创之。朱陆出于张程，张程导源于仲淹。非张程无以树宋学之中坚，非仲淹无以开宋学之先路。”“朱陆上继张程，张程肇源仲淹。宋学之发扬光大，非仲淹不及此。明道象山一限之传，至明而有王守仁，至清而有黄宗羲；伊川晦翁以限之传，至明末清初而有顾炎武、吕留良。横渠之学在南宋，除晦翁而外，兼影响永嘉诸子，至明末清初而有王夫之崛起。吾国学术之辉煌摧残，皆仲淹倡导之功也。”
(7)、顾炎武最大的特点，在通过“博学于文”这个口号，提出了与古人不同的知识论。“博学于文”典出《论语·颜渊》，顾炎武认为，不仅文化典籍属于“文”的范围，“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都是“文”。简而言之，顾炎武的为学之道更加强调实践与文化学习的结合，这是对明中后期以来知识分子一味言心言性之“空虚之学”的拨乱反正。
(8)、 十二星座 | 委屈的乾隆 | 芙蓉红 | 中秋
(9)、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最受学者们推重的是顾炎武的经学考据作品《音学五书》，这是奠定顾炎武“经师”地位的一部经学著作。当时，《日知录》并不受待见，如章学诚曾在《与林秀才书》中称，《日知录》只是“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至晚清，《日知录》方受学者重视，如安徽学者包世臣曾在《读亭林遗书》中评论说：“窃以为近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清末民初，学界泰斗梁启超研读《日知录》，其看法前后有变化：起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日知录》是“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作，不过储著作之资料”，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乃称《日知录》是“含有意义”的“一种精制品”。
(10)、不过，作为“通儒之学”，顾氏做学问并非像清代朴学家那样局限于书斋，仅做博览群书式考证，而是主动走出书斋，直面大千世界，进行类似田野调查的实地考察，广泛求证于学友。这是顾氏儒学区别于清代朴学的一个独特之处。潘耒在《日知录序》中提道：“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全祖望《顾亭林先生神道表》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11)、·黄宗羲赞曰：“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
(12)、·宣和五年(1115年)庆州请赐“忠烈庙”额。庆阳、平江府一十九处，成都复学以上，并由生祠。朝旨：所在监司、郡守、学官，岁时诣祭祀。
(13)、内容简介：顾炎武为什么旅居山东。顾炎武旅居山东的简史与心路历程。顾炎武与山东文化名人的交往。顾炎武与《山东考古录》。旅居山东在顾炎武生平、业绩中的地位。
(14)、·张一麟赞扬范公曰：“苦学之精神——恶衣菲食，常人所难；公处安然，持之以恒。廉洁之精神——俭以立名，侈以败德；颂公言行，惕然自溃。化育之精神——爱人以德，化人以德；天下有人，旨在公言。勤政之精神——社稷之固，莫如仲淹；素练军政，兼德功言。泛爱之精神——待人则丰，奉己殊俭；不为禄仕，始终其志。处能亲仁，动能俟时，进思齐物，守成不回。四者兼行，周旋进退。”
(15)、就道德论而言，凡儒家无不强调于此，顾炎武也不例外。但他独标“行己有耻”的说法又太浅陋了。人的耻感，大致相当于孟子所谓“羞恶之心”，但仅仅一个“羞恶之心”不是人的道德感的全部，所以孟子提出了“四端”。顾炎武不知一端不能涵盖四端，至少是偏激之论。这一点，同为清初学者的毛奇龄当时就曾指出。毛奇龄说：“学者不体会圣人立教精意，妄执臆见，甚至以行己有耻与节文礼乐铺张盛大，以压胜之。夫行己不过躬行耳，有耻不过四端之礼乐不过六艺之两耳，夫子本举《春秋》极猥琐者为人士榜样，而学者必欲张大而压胜之，则亦小人之腹矣。”
(16)、袁世凯当政后，害怕章太炎乱放炮，于是怀柔他，派他到东北做了东三省筹边使。
(17)、·胡锦涛提出：2012年胡锦涛在两院院士讲话中说：“继承中华民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
(18)、海瑞的另一个品质就是他敢于进谏、不畏强权，而历史又总是选择站在他身边。嘉靖皇帝一生都在研究怎样长生不老，他宠信严嵩这样的奸佞小人，发生重大失误就推卸责任，对忠臣的意见置若罔闻，当时整个朝廷都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要指出他的问题。
(19)、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著名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20)、 顾炎武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一贯”就是指的“忠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在下之达道也。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夫圣人者，何以异于人哉，知终身可行，则知一以贯之之义矣。”(《忠恕》，《日知录》卷七)顾炎武不承认“一贯”有什么“上达”的抽象性，认为“一贯”是指一生的道德行为准则，而这个行为准则就是“忠恕”。也就是说，“忠恕”是“一贯”的内涵。所以出现这种分歧，就在于顾炎武是个“下学”论者，而朱熹虽讲下学，但更是一个“上达”论者。
5、顾炎武的评价200字
(1)、·温家宝提出：温家宝说自己也常上网关注社会热点，一边上网一边想一段话：“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这句话是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演绎。
(2)、顾炎武认为，学术应该要对现实社会有指导意义。他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认为，从宋明理学产生以来，士人们就醉心于训诂之学，不会被社会产生任何意义。顾炎武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儒学的优良传统，将“经世致用”作为学术活动的指导思想，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3)、以上是讲顾炎武的知识论，下面讲他的道德论。
(4)、·钱大昕赞曰：“义田遗泽尚如新，古貌依稀佛地人。”
(5)、第六讲 “行己有耻，以礼为教”：顾炎武的礼学思想(2021年8月28日)
(6)、甲午战败，在章太炎那里，就是那一把燃出他激情与愤怒的火，此一阶段，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且开始为革命活动到处跑。
(7)、晚年的章太炎，酒量很大，学生弟子众多，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等人都是。每次一喝高，就要说说他的那些门生故友。
(8)、·徐有真称赞范仲淹：“盖自太祖而后，君德莫盛于仁宗；辅政之臣，人才莫盛于仁宗之朝；就仁宗朝之人才论之，该莫盛于范文正公”。
(9)、·李维祯赞曰：“张南轩称范公本朝第一人，起表率‘中庸’，实开濂、洛、关、闽诸儒之先；文学故事，卓然不群。”
(10)、他是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其公布的择偶条件那叫一个绝：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合适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11)、黄兴听了直皱眉头，书生之见不能听，但也不能赶走，最后只好叫狂士做顾问。
(12)、·楼钥写道：“文正公盛德绝识，非赞扬所能尽也”。
(13)、南明的鲁王授他为兵部司务，事情没有成功，他的母亲便绝食而死，死前告诫顾炎武不要到异姓的清朝做事。
(14)、顾炎武在北方游历甚广，先后到过山东、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但他在山东停留的时间最长，特别是在他获得了章丘土豪谢长吉抵押给他的庄田之后，章丘俨然成了其游历活动的根据地。
(15)、内容简介：身处明清更迭的大动荡时代，顾炎武面对世变、学术之忧，毅然致力于“明道救世”的理想事业。经过对纷纭社会的深入考察和深度思索，他开辟了一条“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治学新门径，并尝试付诸实践。本讲将围绕礼义与廉耻、礼之功用、礼与法、《仪礼》学复兴等问题，来展示顾炎武的礼学旨趣、成就和时代意义。
(16)、·刘少奇《共产d员修养》：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言“要求共产d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17)、·《四库全书》总编纪晓岚称颂范仲淹：“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整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故非虚饰词藻这所能，以费高谈心性者所及。形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无愧于天下。”
(18)、·朱维焕赞曰：“范文正共庆历新政之失败，失败在国家公利与士大夫私利之冲突。广大士大夫之私心惰性，汇成一股暗潮明浪，冲溃一切，亦淹没一切。..事虽未成，而其志操却足以为时代风范。”
(19)、·王直赞扬范仲淹：“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为心。
(20)、还有一桩事，也很有名，杜月笙的名字是章太炎给取的，表面上看是杜月笙会做人，赢得了他的好感，其实狂士的骨子里始终也有些江湖气。
(1)、·顾炎武赞曰：“先朝亦复愁元昊，臣子何人似范公？已见于戈缠海内，尚留冠佩托江东。含霜晚穗遗田里，噪日寒禽古庙中。五欲与公筹大事，到今忧乐恐无声。”
(2)、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以之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人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3)、章太炎家传医道，著有《霍乱论》、《猝病新论》，所以说他的回答是玩世不恭的大实话。
(4)、·王心一赞曰：“文正德业文章，为有宋以来第一人。”
(5)、·蒋中正赞曰：“在国家治乱之会，民族兴亡之际，只要这少数人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和‘天下为公’的抱负，以救国家人民自任，即可以转移社会风气的枢纽。…赵宋…思想流于佛道，文化则限于排偶，科举则局于注疏，政事则操于胥吏，经济则土地兼并，军事则内重外轻，以至于外患侵凌，内乱频发。范仲淹首着四论以纠正颓废的思想；继上十事之奏，兴学校以养经济之才；改科举以取经济之学。王荆公的新法，亦踵起而代兴。”
(6)、·爱新觉罗雅尔哈山赞扬范仲淹：“余唯文正公有宋第一流人物，早具先忧后乐之职。溯公平生言行，建立事事，可谓百世之师”。
(7)、黄龙士(1651 - 不详)名虬，又名霞，字月天，号龙士，以号行，江苏泰州姜堰人，生于顺治年代。清代围棋国手，和范西屏、施襄夏并称清代三大棋圣，康熙中期围棋霸主，棋风不拘一格，留下十局名局"血泪篇",著《弈括》。 "血泪篇"为黄龙士授徐星友三子的十局棋局，为古代让子棋的名局。
(8)、后来海瑞经过慎重的思考，最终决定向嘉靖皇帝递上奏疏。海瑞在奏疏上写到，嘉靖皇帝就是一个虚荣、残忍、多疑和愚蠢的君主，官吏贪污、役重税多、盗贼滋织，这些都应该皇帝负责。但是你每天都在享乐、研究长生不老，你应该反思自己，将自己的心思放在国家治理上。
(9)、在客居山东时，顾炎武也常出入于北京，这主要是因为康熙年间他有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彦和)先后进京做了高官。尽管甥舅关系比较密切，但顾炎武在政治上始终不肯与清朝当局合作。清廷曾屡次尝试聘请他参加由官方主持的《明史》编纂工作，都被他断然拒绝。后来他干脆远离京城，到陕西华山之麓隐居起来。
(10)、海瑞不仅自己清廉，甚至也要求别人清廉。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到，当时左副都御史鄢懋卿作为钦差大臣去征收食盐买卖，所到之处的地方官，大多会让鄢懋卿狠狠捞一笔。
(11)、·汴京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12)、章太炎读书，不是儒生，而是狂士，有一把火，他是迟早要激烈燃烧，绽开的。
(13)、·《东都事略》卷五十九载：“仲淹之语，忧乐信所未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
(14)、对前者而言，因为顾炎武过度推崇古代经书的真理性，认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这就限制了科学求真精神的发展。因为，即便是先秦儒家，也不重视科学思维，也没有科学思维，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主要关注的是人在现实社会中生活如何幸福、和谐的问题，而不是宇宙万物运行规律，因此是无法激发科学思维的，过度强调这种人文主义，反倒会抑制科学思维的发展。
(15)、·朱湘赞曰：“人杰何能不地灵，范公遗迹隐沧溟。齑粥自昔传长白，功业于今照汗青。”
(16)、·宰相、枢密使晏殊赞扬范仲淹“学为精勤，属文典雅。独守贫素，儒者之行”。
(17)、实在惹不起，最后袁世凯只要将章太炎软禁在龙泉寺，每月给五百大洋的费用，要什么给什么，而且要求看押的宪兵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8)、母亲死前给留下遗训：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
(19)、黄龙士具有独特棋负，着子看似乎平淡无奇，但寓间极深，对手不易察觉，若敢于用强，他即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迫使对手相形见绌，反以自困。邓元鏸推崇说：“龙士用思尤密，深入奥窍。当危急存亡之际，群已束手智穷，能于潜移默运之间，益见巧心妙用，空灵变化，出死入生。”又说：“龙士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时人甚至将他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并称为“十四圣人”，推为“棋圣”，足见其影响之大。曾让三子与徐星友对局,为双方聚精会神之作,有血泪篇之称。
(20)、·大文学家苏东坡称颂范仲淹：“乐在人后，爱在人先，经天纬地，轶后空前”。“王霸之略皆定于畎亩中，非士而后学者也。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哉。”
(1)、顾炎武又深厌明代法网过密，“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顾炎武批评的其实不是法制之弊，而是黄宗羲所谓的“非法之法”之弊。
(2)、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
(3)、 这些论点都颇有见地，正确地指出了顾炎武的学术倾向，特别是梁启超的评论，对顾炎武的学术旨趣讲得较为准确。但这些观点也有不足之处，即没有指出顾炎武与程朱理学的分歧。对于相同之处，也没有解释其相同的原因。
(4)、内容简介：在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转变的过程中，顾炎武努力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其引古筹今，综贯百家的经世理念，“采铜于山”，熔铸成文的原创意识，考文知音，重视证据的科学方法，实地考察，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在明末清初的学术界独树一帜，成为清代朴学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