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诗歌 1、龚自珍的诗歌内容与他什么的思想主张一致 (1)、“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 (2)、
龚自珍的诗歌
1、龚自珍的诗歌内容与他什么的思想主张一致
(1)、“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
(2)、释义：就算预先支取了五百年的新意又如何，到了千年的时候还不是一样陈旧了。
(3)、也是在1977年，我参加高考，选择了历史系。第二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知道浙江美院在招收书法研究生，但我认为读书更重要，便报考了华东师大古文字学专业。考取之后，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兼及他的其他著述，看到一封他写给外孙龚自珍的信札，说：“久欲作一札，勉外孙读书，老懒遂中止。徽州有可师之程易田先生，其可友者不知凡几也。如此好师友，好资质，而不锐意读书，岂有待耶？负此时光，秃翁如我者，终日读，尚有济耶？万季埜之诫方灵皋曰：勿读无益之书，勿作无用之文。呜呼，尽之矣！博闻强记，多识畜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何谓有用之书？经史是也。”
(4)、但是，诗人的这些警示和主张，并未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在那个时代，龚自珍的这些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也注定要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和传统势力的冷遇、打击。这在作品中典型表现是《秋心三首》其一：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5)、研究古文字学，大量接触甲骨文、金文和各种石刻文字，使我的审美取向从帖学向碑学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又是《己亥杂诗》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和肯定：“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万古焦山一痕石，飞升有术此权舆。”“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后来，我在写《中国书法史》时说，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核心思想是“尊魏卑唐”，其源头来自龚自珍的这两首诗。清末民初有学者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书法也是。
(6)、表面上看，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至少有三方面“先天不足”，便与公认的清诗大家如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等不可同日而语。首先，龚自珍自身对诗歌的态度微妙，几乎一生游离在“戒诗”和“破戒”之间，其原因不管是家族共性还是个人经历的影响，都从事实上阻断了龚自珍深耕诗学的可能性。在诗体、诗论方面，定庵诗的“遗产”新意有限，尤其诗论，他在《书汤海秋诗集后》一文中拈出“完”字，直若中国古典诗歌变化殆尽之感；其次，龚自珍诗集在开始广泛地刊刻传播时即被视作文集的附庸。道咸同之际是龚自珍接受的文献准备期，定庵别集在版本上别具意义的“吴刻本”于焉问世，所谓“吴刻本”，指同治七年(1868)吴煦刻《定庵文集》、《定庵续集》，为“龚氏卒后较大规模刊刻龚氏遗著之始”。次年，吴煦续刻《定庵文集补》，方才集齐龚自珍已刊诗集、词集并且补辑龚氏遗文；再次，《定庵文集》流行以后，其诗歌便引起极大争议。前举钱名山的说法时间靠后，较常被引用的批评定庵之诗的典型说法来自两位与龚自珍同为两浙籍的晚清文学大家，一是李慈铭，一是谭献，如李慈铭说定庵之诗“其诗不主格律家数，笔力矫健，而未免疵累，其情至者，往往有独到语……以霸才行之，而不能成家。又好为释家语，每似偈赞，其下者竟成公安派矣”。
(7)、离别京都的愁思浩如水波向着日落西斜的远处延伸，马鞭向东一挥，感觉就是人在天涯一般。
(8)、释义：不向往远古的制度，不效法过去常用的方法。《论诗》清代：赵翼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9)、箫适于演奏低沉、舒缓的曲调，余味悠长，在表现哀婉、深沉的情绪时比其他乐器更胜一筹，这是箫的重要特色之一。“箫”这一意象的这种内涵，在历代很多诗词中都有体现，虽然引发哀婉情绪的原因不尽相同，或儿女情思，或怀才不遇，但基本的感情基调是一致的，即幽怨、深沉、孤独。
(10)、释义：长江的后浪推进前浪一步一步的前进，一浪胜过一浪。世上的新人踏着前人的脚步一代代的更换！
(11)、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12)、释义：就算预先支取了五百年的新意又如何，到了千年的时候还不是一样陈旧了。
(13)、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
(14)、浩浩荡荡的离别愁绪向着日落西斜的远处延伸，马鞭向东举起，这一起身，从此就是天涯海角了。 我辞官归乡，犹如从枝头上掉下来的落花，但它却不是无情之物，化成了泥土，还要报效国家，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15)、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暮雨忽来鸿雁杳，莽关山、一派秋声里。催客去，去如水。
(16)、这本书一共有63件作品，我把它们看作一件大作品。大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系列的，二是最具风格的——何谓风格，众说纷纭，我有我的理解。
(17)、九州：中国的别称之一。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
(18)、他的建构引领之后龚诗定位的判断，如他所言：
(19)、最具风格的大作品应当包括这三重内容，整整一年，我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来创作的，最后也是按照这种认识来挑选作品的：首先是多样化的结构，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不仅字体上有正草篆隶，幅式上有大小横竖，而且风格各异，浑厚、豪放、端庄、奇肆兼而有之；其次有主次之分，在各种表现形式中特别强调形式构成类的作品，因为它最能反映我的工夫和追求；最后是一以贯之的气质，让厚重与博大成为所有作品共同的基调。
(20)、初读到《己亥杂诗》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在最富幻想的年龄阶段，到处看到这首诗，反复诵读，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我期许。但当时实在无书可读，便埋头写字画图，书法作品参加了上海市展览，赴日本展出，我因此还被借调到上海书画出版社担任编辑。
2、龚自珍的诗歌中有许多反映太平天国运动的作品
(1)、龚自珍的诗自有一种感伤之怀，虽然写得很含蓄，可是那份深厚的情感，却是同样能够直击人心，这首《漫感》通篇写得极为忧愁，也很是悲痛，诗人也正是把自己一生的委屈全部融入进了作品中，从而也是令这首诗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无限的忧愁。那我们作为普通的读者在这首诗中，其实同样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也能够体会到诗人的一片悲痛之情。
(2)、归纳为两个方面：第“经典化”需要作者的写作实绩及其原创性特征；第“经典化”需要读者的广泛接受。介于模糊与清晰之间的流派定位，让龚自珍天才独造的诗歌个性进一步凸显，从而激发定庵诗歌作为经典的潜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辨析龚自珍与清诗又或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聚焦于定庵诗歌的个性，在“经典化”的意义上既是因，也是果，中间的由因及果的逻辑转换需要由定庵诗歌的晚近接受实现引渡。
(3)、把龚自珍置入清代诗人序列，判断龚自珍的流派归属及其在清诗流变中的位置，对定庵诗歌的“经典化”无疑是有关键意义的，它代表着有意识的树立，相关讨论从清民之际开始逐步展开，陈衍《石遗室诗话》是其中典型。陈衍说：“嗣后樊榭、定盦，浙派中又分两途矣。”又说：“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略别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其一派生涩奥衍……其樊榭、定盦两派，樊榭幽秀，本在太初之前；定盦瑰奇，不落子尹之后。然一则喜用冷僻故实而出笔不广，近人惟写经斋、渐西村舍近焉；一则丽而不质，谐而不涩，才多意广者，人境庐、樊山、琴志诸君，时乐为之。”以地域命名诗派的方式把定庵诗歌划归“浙派”，另外勾勒出龚自珍与黄遵宪、樊增祥、易顺鼎的诗学线索，在这样的语境下，定庵已然跻身于道光以降清诗史上名家之列。“浙派”与“宋调”的复合是清诗史中常见论点，龚自珍对宋诗的接受实为有迹可循，可以帮助解释南社内部一个初看下来非常矛盾的问题——南社“唐宋诗之争”的两方，无论宗唐一派的代表柳亚子，还是宗宋一派的代表姚鹓雏以及与柳亚子大打笔仗的朱鹓雏等，他们都对龚诗赞誉有加。实则两方的思考角度行于殊途，如果说柳亚子论及龚诗所说的“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仍是传达龚之思想、性情、浪漫主义、革命精神所带来之震撼，那么姚鹓雏对龚诗的欣赏则体现着较为精细的诗学构思。姚鹓雏1918年所作《宋诗讲习记》明显受到《石遗室诗话》影响，认可宗宋的“同光体”，其中他也提到：
(4)、满怀离愁而对夕阳西下，鸣鞭东指从此浪迹天涯。凋落的花朵仍然有情有意，化作春泥培育出新的鲜花 。
(5)、龚自珍通过诗向什么,什么时代要变革,需要破格任用贤才
(6)、龚自珍一生中提出的许多有积极意义的建议未能被朝廷采纳，甚至根本就没有引起清政府的注意。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年三年，它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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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三四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最是经典，也是这整首诗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两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每天写一两首抒情的诗，以及带宝剑去抗击敌人，那是平生的愿望，可是现在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又是十五年过去了，我也白白浪费了这狂士的名声，一辈子什么也没有做成，这当真是令人很是伤感。
(9)、深情似海，问相逢初度，是何年纪？依约而今还记取，不是前生夙世。放学花前，题诗石上，春水园亭里。逢君一笑，人间无此欢喜乃十二岁时情事。
(10)、由于龚自珍思想比较复杂，其诗词中“箫”的意蕴也不可一概而论。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还有很多理解，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但是，总体上的基调是固定的，那就是一种哀婉、压抑的情绪。李白等人那些早已有体现，只是将矛盾在诗词中写得如此强烈和形象化，则很多人都不及他了。
(11)、华年心绪从头理，也何聊、看潮走马，广陵吴市。——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12)、独自凄凉还自遣，自制离愁。——龚自珍《浪淘沙·写梦》
(13)、所限定的定庵诗歌重点方向集中于现实主义一面，贴合二十世纪中叶的学术新传统，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下，以人民性、阶级性、爱国主义等作为价值导向。
(14)、1940年出版的《龚定盦研究》是第一部龚自珍研究专书，作者朱杰勤有言：“(定盦之诗)，在清人中颇堪独霸，而讲文学史者鲜有称之。”又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表示对龚自珍文学三端持平看待：
(15)、近来年纪大了，回顾学书历程，以前只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每念及此，就会连带着它的前面两句“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在感叹“不知老之将至”的时候，又会跳出一首《己亥杂诗》：“九流触手绪纵横，极动当筵炳烛情。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感到一种紧迫，想接下来的时光要倍加珍惜，专心致志地研究书法。2018年出版《书法的形式构成》一书时，为表达这样的心情，写了这首诗，并把它放在第一页上。
(16)、“不才未敢学君狂，湖海豪情也未忘。西北果能兴水利，东南始可论河防。徙薪今日谋宜早，筹海他年愿待偿(自注：家君著有《海运议》)。一事语君劳记取，休言阿士善文章。”
(17)、当时的东南沿海，英国派船只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进行经济侵略，清政府屡禁不绝。面对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国势，龚自珍忧心如焚。他希望能以自己的文才武略为国出力。然而，这一年春，龚自珍第四次参加会试落第，连续的失败使他痛感报国无门，便写了这首诗抒发报国志向。
(18)、第龚自珍胸怀大志，然而人微言轻，面对国事蜩螗，他只能愤激时“狂来说剑”，无奈时“怨去吹箫”，剑与箫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比如《忏心》说：“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又如《秋心》说：“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19)、“他能诗能文并旁及掌故、史地、金石各个方面。但最能表露他性情的是诗……龚自珍是学者，更是一个启蒙时期的进步诗人。”
(20)、“元年居沪，柳安如(亚子)介之入南社，始得尽睹东南诗人篇什。旋读厉樊榭、钱箨石、王穀原、龚定庵诸君集，于浙派诗旨，小有悟入。所作微变其故步，然仍时时依违于范伯子、陈散原之间，得诗亦丰富。”
3、龚自珍的诗歌风格
(1)、该诗作于道光三年(1823)，作者三十二岁。当时，西北边疆以张格尔为首的分裂祖国的叛乱虽然暂时平息，但他逃亡国外，并在外国侵略势力支持下，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叛乱。
(2)、(赏析)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人外无诗，诗外无人”( 《书汤海秋诗集
(3)、第三四句最是经典，也是此诗最令人心酸的两句，表面看上去很张狂，但很显然诗人内心是无比的悲痛，”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这一生写诗和仗剑天涯，也是我最大的愿望，现在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可是辜负了我这狂人，也失去了有限的青春。最后这两句更是直抒胸臆，表达出了内心那份悲痛之感，也令这首诗显得更加的深沉。
(4)、《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前后修订清晰表现出龚自珍诗在“经典化”意义上的质变。我们以为，龚自珍诗的“经典化”定格正是以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的教学设计为标志，换言之，龚诗“经典化”经过文学史“主旋律”的规划一举确立，龚自珍“爱国诗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等形象在其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同学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清及近代部分)中不断强化，事实上当其被安排在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历史拐点”上时，关于龚自珍近代史书写、文学史书写，包括思想史书写，也就实现高度的统如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所说的：“龚自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学史上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形势所决定的，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57年作为时间标记，牵系着近代文学学科发生的问题，因为此前不久，李何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1954年)、舒芜《开展自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文学史的研究》(1956年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傅璇琮《对“鸦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一文的商榷及其他》(1956年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几篇标志性的文章实现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意义的讨论，相关的文学史书写随之起步。傅文指出：“在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魏源、朱琦等人为代表的进步诗人……”作为“开明地主阶级”的代表，龚自珍文学的“经典化”意义便轻易地与“近代”形成关联。文献角度亦有呼应，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龚自珍全集》(王佩铮校)是完备的龚集版本，也是现代学术史中具有广泛影响的清人别集整理本。而在龚自珍文学三端中，诗歌的权重呈现超越散文之势，内中又颇有偶然性的意味。1957年第161期《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梅英超《鸦片战争时期的进步诗人龚自珍》一文，该文的初衷固然是积极响应此前一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中舒芜、傅璇琮关于近代文学史的讨论，试图联系具体作家作品分析，但如选题所示，龚自珍诗歌受到特别的关注，文中明确指出：
(5)、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现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诗中选用“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样的具有壮伟特征的主观意象，寓意深刻，气势磅礴。
(6)、似乎在间接上又影响到紧随其后的三校“中国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清及近代部分)均认为龚自珍诗词、散文创作中，以诗的成就最高，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直接以“爱国诗人龚自珍”作为章节名。自此，文学史著作提及龚自珍，基本再没有忽略其诗的情况出现，诗歌作为龚氏文学拼图不可或缺的一块，并延续到强调人民性、阶级性的文学史写作退潮之后——及至今天，可以肯定的是，龚自珍在清诗史或近代诗史中特出的位置及其观念认定形成于1950年以后。龚自珍诗的流传度也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再度提升，尤其毛泽东三度引用的那首《己亥杂诗》，几乎家弦户诵——“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7)、我奉劝上天要重新振作精神，不要拘泥一定规格以降下更多的人才。《增广昔时贤文》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8)、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
(9)、后又对龚氏《西域置行省议》一文表示欣赏。问题在于，碎片化的交游材料对于解决诗学关系的问题具有多少阐释效力？又或难免留下缘木求鱼之感。刘衍文搭建龚自珍与袁枚的诗学关系，以两者相比较，在《雕虫诗话》中从“于家山之风景有同好”，“平等对待下层人士”，“俱主顺风收帆以免不测”，“反对缠足”等角度展开，用大量的篇幅梳理龚自珍对袁枚诗句的化用，证明“心灵气息之相通与共识”。定庵诗的奇丽浪漫与随园诗的清灵隽妙差异显著，刘先生指出龚自珍在化用袁诗时时有增强气势的加工。最后，刘先生以为袁枚“虽转益多师，实最有主见，确立所志，虽于其时为世尚列于次等甚或末等之文苑一途，亦甘于从一而终”，相反，龚自珍之学“极易为各方诗友所左右”。其中识见，可谓“深造有得，因小见大”。但就诗句化用做文章，仍易歧见纷出，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又给出龚自珍化用赵翼诗句的例证，提出“定庵瑰丽悱郁之才，未尝无取于瓯北清丽流易之体”，也曾摘出龚自珍欲仿翁方纲诗体的记载。强调诗句化用情况，是否导致以偏概全同样是需要警惕的，一方面消解对定庵诗中个性的认知，另一方面，定庵之诗典故澜翻、转益多师，化用近人陈句亦属正常。
(10)、紫黯红愁无绪，日暮春归甚处？春更不回头，撇下一天浓絮。——龚自珍《如梦令·紫黯红愁无绪》
(11)、其实在“道光中衰”时期，无论反映漕、盐、河三大政，反映各地频发的旱涝灾害以及反映民生疾苦等各类题材的现实主义诗歌作品已属常见，至如鸦片战争期间“诗史”之咏在龚自珍的诗笔下也不见反馈。而在“反封建”意义上，舒位、王昙乃至袁枚的诗歌中都有体现，故而这里论证的龚自珍作为近代诗歌史的“先驱”云云，严格来说不能成立。但龚自珍毕竟是一位被历史书写选中的人物，其诗歌的“经典化”定格终究不是源自学理化的层层辨析。往后，龚自珍以中国诗坛的“但丁”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书写中亦非难以索解之事。
(12)、《己亥杂诗》是清代诗人龚自珍(1792-1841)创作的一组诗集。本诗是一组自叙诗，写了平生出处、著述、交游等，题材极为广泛，其中第125首《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被中国中小学语文课本五年级上册(部编本)，五年级下册(沪教版)收录，以及五年级下册(北师大版)收录，七年级下册(2017版)还有一首《己亥杂诗·浩荡离愁白日斜》。龚自珍所作诗文，提倡“更法”“改革”，批评清王朝的腐败，洋溢着爱国热情。
(13)、“文章讲龚定庵”，严格意义上就文章的涵义来说，诗歌自有一席之地，而整体性也可用以描述作家思想且突破文体的藩篱，转化为具有普适于文本分析的精神气质归纳，由此，其人、其散文、其诗歌无需强行割裂，如龚自珍其人所表现出的对于个性解放、社会改良的寻求，不独在其散文中有具体的表达，在其诗歌中亦有大量的展现。从类似的角度去理解龚自珍诗歌的“开风气”无可厚非，即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夫子自道。只是对于定庵而言思想史的重点难免落在散文上，若说诗文共鸣实也带有由文及诗的意味。从一开始，龚自珍“负尽狂名”于并时文坛，非仅因“才气横越”，“举动不依恒格”，其名篇《乙丙之际著议》、《明良论》、《古史钩沉论》等和《皇朝经世文编》所选龚氏文章也具影响，而诗名彰显尚有不足。在龚自珍去世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内，关注其诗歌者寥寥，屈指可数的几人如孔宪彝、陈元禄、蒋湘南等只有少量地摹拟定庵诗，化用其诗句。此外程秉钊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在龚自珍接受史上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程秉钊(1838—1891)，徽州绩溪文士，尤其偏爱《龚定庵集》，即以“龚学”名集，今有钞本《龚学斋遗集》存世。据《绩溪程蒲孙(秉钊)先生遗集序》所载，程秉钊属钱塘商籍，又处在常州学派统系中，与龚自珍有地缘、学缘的联系，并作《乾嘉三忆诗》表彰龚氏，且初创定庵年谱稿，后得吴昌绶进一步撰集而成《龚定盦先生年谱》。程氏去世前夕与苏州籍藏书家、维新派人士江标同时供职翰林院，江标对龚集的喜爱乃至影刊《己亥杂诗》便有可能受其影响。孙文光、王世芸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载佚名《定庵诗评》(三十三则)，录自世界书局1935年版《龚定庵全集》，实则大部分诗评出自程秉钊手笔，其中思路大抵也为由文及诗，如论《破戒草》云：“定公诗兼有古文家法，全不气重，故无语不雅。”
(14)、《己亥杂诗》是清代诗人龚自珍创作的一组诗集。本诗是一组自叙诗，写了平生出处、著述、交游等，题材极为广泛。接下来为各位同学分享五首关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能够更好地认识到龚自珍所写的《己亥杂诗》背后的真正含义。
(15)、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庵(1) 。汉族，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
(16)、催客去，去如水。——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17)、(译文)浩浩荡荡的离别愁绪向着日落西斜的远处延伸，离开北京，马鞭向东一挥，感觉就是人在天涯一般。我辞官归乡，有如从枝头上掉下来的落花，但它却不是无情之物，化成了春天的泥土，还能起着培育下一代的作用。
(18)、在龚诗中，将“箫”作为倾诉幽怨孤独的工具仅仅是一个方面，多数时候，“箫”所代表的是龚自珍的另一种生活理想，也就是放任江湖、儿女情长的侠骨幽情。
(19)、《龚自珍全集》开门见山的第一首诗就是：“一天幽怨欲谁谙，词客如云气正酣。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剑气与箫心相对，成为龚自珍诗中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意象，是他人生状况和诗文精神的高度概括。
(20)、上半阕感慨自己仕路飘泊无着，政治理想不得实现，纵使文章成名，也不过停留在纸上，无助于济苍生的实际作为。下半阕为愤激之词，誓欲改弦易辙，不屑仕进，绝交贵族，引美人名士游侠为知已，平等交往，慷慨任侠，以冲决人间的等级藩篱。这首词虽然依然未脱书生论世的轻豪之气，然而目光已更多地转向现实，风格也于俊逸豪放之中增添了几分沉郁。
4、龚自珍的诗歌有哪些
(1)、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定格对于清诗研究产生直接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被“经典化”的龚诗扩大了清诗研究的气象与格局，因为对于龚自珍诗歌的研究可以摆脱门户之见、唐宋诗之争等常规问题。当然其“经典化”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同时期诗人，嘉道诗坛研究比较其前、其后时期诗坛的研究即明显冷清，其实嘉道诗家作有大量面向社会现实、反映时代脉动的诗作，所涉广度与深度绝非龚氏一家所能替代。
(2)、“箫”是中国文人诗词中常见的，在龚自珍诗词中被多次使用，且与“剑”形成了一对具有对比意义的组合。在龚自珍的诗中，“箫”常被看作是诗人忧国忧民和不被朝廷重用的幽怨之音。事实上，除了这一方面外，龚诗中的“箫”还有它更多的内涵，如“孤独的倾诉”和“另一种人生理想”的寄寓。
(3)、起句“绝域从军计惘然”，表达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态，从军疆场的壮志，现在看来是无法实现，这怎能不让人悲伤？所以我非常的惆怅，每天都悲痛万分，可是没有人能够懂我。到了第二句“东南幽恨满词笺”，则又是表现得很忧愁，只能把对于东南形势的忧虑，全部寄托在诗歌中，从而来诉说内心的愤懑。这两句结合得很完美，也体现出诗人远大的志向，还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4)、毗陵十客献清文，五百狻猊屡送君。从此周郎闭门卧，落花三月断知闻。
(5)、寻思依样到心头。——龚自珍《浪淘沙·写梦》
(6)、显然，他注意到了“文学史”中有关定庵诗歌书写的问题，结论便是民国时期的文学史著不够看重龚自珍诗，这让已经广为流传的龚自珍诗在“经典化”问题上成色不足。其中包含两个方面意思：其在多数情况下，各种名目的“中国文学史”没有涉及龚诗，如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914年)、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年)、张之纯《中国文学史》(1915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18年)、刘毓盘《中国文学史》(1924年)、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1926年)、张宗祥《清代文学》(1930年)、卢前《近代中国文学讲话》(1930年)、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1932年)、康璧城《中国文学史大纲》(1933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1935年)等。当然，内中自有限于编写情况，未曾触及清诗或近代诗者，但也常有一些在论述清诗之时直接跳过龚自珍的现象，兹举一例：卢前理解的“诗歌革命之先声”，与龚自珍无关，而诗歌演进的转变时间则要落到同治、光绪年间，并非道光年间。在《近代中国文学讲话》中，他说：
(7)、例如，从突出的个性切入，龚自珍与性灵派的关系不难钩通。龚自珍文艺思想大要，如其《长短言自序》所谓“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写神思铭》所谓“夫心灵之香，较温于兰蕙；神明之媚，绝嫭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惨，殆有离故实、绝言语者焉”，《己亥杂诗》所谓“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即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尊情、童心、真诗之说，跃动性灵的光辉，与袁枚形成隔代呼应。袁枚制造的“性灵”诗学文化生态，在其身后有各样的深化或变化，如张问陶从诗论角度极端化自我表现观念，陈文述从诗歌活动角度扩大化女性弟子的招收规模，舒位、王昙从诗风整体异端化性灵派诗，闲适诗趣一变奇博恣肆。定庵之门径接近于舒位、王昙(兼之王昙与定庵订忘年交)，他称舒位的瓶水斋诗和彭兆荪的小谟觞馆诗“郁怒清深两擅场”，未尝不是夫子自道。郁怒横逸、清深渊雅，虽不同于随园性灵诗的白描、风趣，然诗中之性灵抒张、思想解放是共通的，随园、定庵都被正统派目为狂士。从这点看，随园用性灵一说反对道学、礼法对性情的束缚，之于定庵的先导意义显而易见，身处国势凌夷之际，定庵诗文的社会评判和现实意义也便显现鲜亮的启蒙底色。龚自珍自云“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诗风之呈现“性灵”化变，世变使然。
(8)、第一二句写得就很是有趣，更是把内心的那份忧愁，以及悲痛的情绪描写得很是深刻，”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从军疆场也依旧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也使得我内心更加的惆怅，为此我只能是把对于东南之地的形势，还有那份担忧，全部写进了这诗中，为此我也只能是这么做，再也做不其它的事情。在这两句中，诗人更是表达出了一种悲痛的情绪，从而也令这两句别具一格，充满了一种悲痛的情绪。
(9)、“在那个历史转折点的大时代里，由于深化的阶级矛盾和国势日非的感受以及腐败政治的刺激，他认识到国计民生的危机，在他的诗歌里，反映出当日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这一时代的苦闷、彷徨的感情。”
(10)、龚自珍诗中的箫虽不能与上面这些一概而论，但首先也是一种幽怨与孤独的倾诉。纵观龚自珍的一生，很多时候，他的思想里充满了幽怨与愤慨，这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清廷腐败的不满，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二是自己屡次科场失意、怀才不遇之感。这两个方面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不能说作者官位显赫时一定能实现自己锐意改革、改善民生的宏伟志向，但是至少因为科场失意，使得诗人难以进入统治阶级上层，对于国计民生也就越发没有了发言权，使他改革社会的理想毫无疑问地成了一句空话。这样一来，诗人的压抑、愤慨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11)、注：本文转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
(12)、(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20年第3期)
(13)、春住！春住！黦了人家庭宇。——龚自珍《如梦令·紫黯红愁无绪》
(14)、“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唐大家若李、杜、韩及昌谷、玉溪；及宋、元，眉山、涪陵、遗山，当代吴娄东，皆诗与人为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
(15)、把龚自珍置于近代文学开端，并抬升其诗歌的价值，是无可厚非的文学史写作策略，因为文学史写作的主观性是无法避免的。但若尝试以现实主义为视角对定庵诗歌进行诗歌史定位，也易生出夸大之意，《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有言：
(16)、释义：不向往远古的制度，不效法过去常用的方法。
(17)、1977年生日那天，我特别书写了龚自珍的一首《己亥杂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并题记说：“廿二岁生日，书此自勉。”
(18)、总体上看，这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该诗抒发了忧心国事，尤其是对东南沿海地区遭遇列强侵凌的深重忧患，表达了不畏宵小之徒的嘲笑，愿以文才武略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诗歌的大意是：从军疆场的壮志难酬令人怅惘，东南形势的忧虑情怀注满诗行。赋诗抒怀和仗剑抗敌是我平生志愿，十五年来完全辜负了“狂士”声名。
(19)、华年心绪从头理，也何聊、看潮走马，广陵吴市。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来岁长安春事早，劝杏花、断莫相思死。木叶怨，罢论起。
(20)、定庵诗歌“经典化”与古典的榫合更有越出清诗的升华。定庵诗歌高处在于奇思壮采、凌厉横霸、哀感顽艳、郁怒清深，因其自成一格，遂有“非唐非宋”之谓，概言之，个性极强、天马行空，诗学取径同样不会被清以前诗歌束缚。定庵诗学带有博观的视野，《书汤海秋诗集后》云：
5、龚自珍的诗歌内容与他()的思想主张
(1)、“清一代诗，综言之，凡三世……道咸之间，此事稍稍衰歇矣。独定庵龚氏，璀璨环玮，沈雄绵丽，实为一时之杰。”
(2)、第三四句更是名句，也是整首诗最出色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从这两句诗中，我们则是再一次感受到了诗人对于现实的担忧，另外也是再次告诉了世人，一定振作起来，只有这样才会有希望；那这两句诗它大致的意思是，我在这里要奉劝上天重新振作起精神，千万不要拘泥于那些条条框框，只有把那些规矩降下来，这样才能够拉拢更多的人才。
(3)、所以，小编很喜欢李白，之所以读李白的诗最让我感动，重要的是李白身上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无论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都是能够从容地去面对。其实，史上除了李白之外，清朝诗人龚自珍也是一位狂人，同样写过很多极为张狂的诗，其中的《漫感》一诗就很狂，比李白写得还要更加张狂，也值得我们一读。
(4)、去也无踪寻也惯，一桁红楼。——龚自珍《浪淘沙·写梦》
(5)、1826年，作者第五次会试落第，又兼几位好友相继去世，面对自己人生的坎坷，又看到日益腐败、衰落的清王朝，作者感慨万千，写下了这三首诗。在上面这首诗里，诗人即用到了一组意象——“剑”和“箫”。这里“箫”所蕴含的情感值得品味。这个“箫”传达诗人的幽怨之情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同时说“箫”这个意象也表达出对清政府的愤慨，则多少有些不适合。因为，我们从“箫”这一乐器本身的特点来看，它并没有表达“愤慨”这种思想感情的含义。箫是一种宁静的时候吹的乐器，他的声音低沉而悠长，正如宋代苏轼的《前赤壁赋》中描写的那样：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种感觉，很难与激动、愤怒的情感联系起来。那么这里的“箫”究竟传达的是什么呢？应该说传达的是“愤慨”的衍生物——“孤独”。
(6)、无疑，当代学界对龚自珍诗歌的把握更加全面、深刻。
(7)、清末民国时期，经学式微，在经学史的梳理中，龚氏之今文学与常州派的关系基本凝固；文学转型，文学史著述兴起，在文学史的梳理中，“龚魏”(与魏源)并称，关于龚氏文章的评说也较为丰富。诗文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内核中居于高位，也即成为文学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作为文学史的组成，西洋式、章节化的诗歌史建构模式以朝代为纲目迅速成型，至如李维《诗史》、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等更是成为独立的诗歌史著。其时中国古典诗歌的阵地日渐萎缩，文学史在教育领域的功能日渐增强，对诗家“经典化”的推动效力自是逐步取代传统诗话写作，因而，民国时期文学史著中的相关书写是理解龚自珍诗“经典化”历程的一大方向，但我们以为，这并没有带来龚自珍诗“经典化”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8)、今日听你高歌一曲，暂借杯酒振作精神。《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清代：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9)、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dao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10)、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清朝最著名的诗人，而且他的作品往往气势磅礴，这首诗同样写得很大气，字里行间也是流露出了诗人的一片爱国之情，尽管通篇只有那么短短的四句，一共二十八个字，但是却营造出了一种高远的气势，读来也是令人赞叹不已，这样的作品，那也是最能够打动我们。诗人正是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所以在这首诗中，他关心国家，同时又一种极为细腻的笔触，再融入了无限的温情，从而给予了人们无限的关怀。
(11)、权贵、幕僚把持着全部大权，内宫佞臣窃据了朝廷要津。
(12)、曾经春风得意的我现在已经如倦飞的鸟一样，辞官回家过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