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最本质的特点 1、儒家思想最根本的是什么 (1)、作为艺术实体，中国传统音乐具有的一些本质特征(例如律制、钟磬埙鼓琴柷笙箫之类传统乐器等)是在儒家思想诞生并普及之前
儒家思想最本质的特点
1、儒家思想最根本的是什么
(1)、作为艺术实体，中国传统音乐具有的一些本质特征(例如律制、钟磬埙鼓琴柷笙箫之类传统乐器等)是在儒家思想诞生并普及之前就形成的。中国传统音乐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图的21骨笛为证)；到春秋中期，五度相生律已经在《管子》中有所记载；到西周时期，“八音”对乐器分类已经出现。中国传统音乐诞生的土壤某种程度上，在仲尼未生之前，早已埋下了它“柔和、线条”的一些本质特征。
(2)、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
(3)、从儒学的核心内容来看，它具有哲理化与神学化双重趋向的特点。儒学主要是一种“人学”或曰“人本哲学”，十分自然，人的问题特别是人性、心性问题，必然成为儒学探讨的核心内容。
(4)、仁：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
(5)、尽管礼制当初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时代在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氏族公社早已瓦解，礼乐制度大坏，靠“礼”已不能维持社会秩序。那么，为什么拼命鼓吹道德礼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学说，反而越来越被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集团奉若神明?原因是“周礼”虽然崩坏了，但社会却还需要道德规范，道德和法律一同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而且，“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2页)。儒家学说一贯倡导的“忠孝礼义”，正好具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显著功能，比如“礼”，其实就是按各人的社会地位规定了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样的“礼制”发展成为封建“礼教”，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使人们失去了人的自由和尊严。特别是从儒家君臣、父子、夫妻伦理学说中归纳出来的“三纲”理论，几乎使所有的人失去了自由。
(6)、可见，礼源于经济原因，出于社会稳定、建立秩序之需要，当初礼制首先是一种等级分配原则，是为解决分配问题、防止相互间的争讼而设立的(中国古代分配问题比生产问题更突出)办法措施。
(7)、儒家思想不仅是封建王朝的主导思想，而且其优秀成分与主流价值观融合而可能是当今社会的主导思想的基础，也可能是构成未来社会的主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华夏文明没有断层的根本原因。
(8)、其民间音乐被贬低，诗经《风》《雅》《颂》中，《风》是地位最低的。我国的民间音乐直至明清时期才兴起。其受儒家思想影响，音乐在我国历史中长期被统治阶级认为是政治的附属品，职业音乐人，古代的“乐伎”“戏子”的社会地位在传统中国始终不高。对比西方文艺复兴后宫廷乐师如巴赫、莫扎特等人，可以说中国古代甚至没有在世界音乐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音乐家。其音乐体裁创新不大，相比于西方交响乐、协奏曲、圆舞曲等多种音乐形式，中国音乐体裁整体发展中自身突破很少。其因为儒家对于人伦理道德注重“克己复礼”，因此当艺术家具有激烈的创作情感时，其热情往往被“发乎情，止乎礼”的伦理规范所限制，于是充满音乐张力的作品在我国历史中很少见，而对比西方交响乐的恢弘，变奏曲、圆舞曲等曲式的丰富，我国传统音乐的表现效果、丰富程度都远远落后。这是因为，在儒家思想语境下，音乐政治化、教条化，被紧紧绑扎“礼”的车轮上，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9)、可以说儒家对于音乐的重视一部分归因于其对“君君臣臣”秩序社会的主张，另一部分则是儒家看到了音乐对于个人道德品行的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将音乐审美视作一个人修身、治学的最高境界。《乐论》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更是人们发泄情感，从而排除动乱的有利媒介，“民有好恶之情而无息怒之应则乱”。因而音乐具有调和情性、敦化道德的功能。
(10)、不幸的是，如今却有不少“好古”的学者提出“复兴儒学”的口号，起劲弘扬孔子学说，发誓要“继绝学”。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现代私塾，让小孩子穿着大褂，摇头晃脑地读《三字经》、《孝经》之类的东西。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和文明成果却显得底气不足，总觉得这是我们对手的东西，怕被“西化”，怕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吃掉了，这实在是当年清朝顽固官员的心态!
(11)、前面我们分析过，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属于保守、维持的，也就是阴阳之中的阴属性。在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中，她起到的作用是安定、团结、维持、防守的作用，让中国文化能延续得更久。
(12)、但这并非赵宣们故意弄虚作假“钻政策空子”，儒家繁琐的礼仪制度对这些作秀表演其实早有详细的明文规定，如前面提到哭丧的次数、哭法的规定和“代哭”之类，就是明证。礼既然是一种仪式(礼仪)，就必然带有表演性，也必然培养出表演的习惯(参见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复旦大学2007年版，第1152页)。读书人只把儒家礼教道德当成求取功名的敲门砖，道貌岸然的封建官僚们则用礼教道德作为攻击政敌的武器，而自己却大肆贪污受贿，聚敛财富，生活奢靡。
(13)、(23)李维武：《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第90-97页。
(14)、仁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立足之道。也将是整个世界的立足之本。
(15)、非洲为什么贫穷、落后？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法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就无从谈经济发展。
(16)、儒家学派为历代儒客尊崇， 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7)、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18)、 美国：赶走英国殖民者之后一场内战统一全国，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建立起至今最优秀的社会制度，包容和吸纳全世界的文明相互碰撞，开放的创新环境连续领导电气工业和电子工业革命。
(19)、(5)Foucault,M.,TheHermeneuticsoftheSubject:LecturesattheCollègedeFrance1981-1982,ArnoldI.Davidson(ed.), GrahamBurchell(trans.),NewYork:Picador,200
(20)、中国号称“礼义之邦”，礼仪之繁琐在整个世界无出其右者。如孔子声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他本人也做出了守礼的榜样：当他朝见鲁定公时，提着衣襟，弯着腰，贴着屋檐，迈着小碎步，说话时低声下气，表现出非常奴性的种种肉麻丑态(见《论语》第第十)，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卑微屈从的画像，所以被当时的人讥作谄媚君主(《论语》第三：“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儒家的奴性软化思想和君主的专制独裁政治，实有密切关系。
2、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1)、周文王正是这样做的，且见善即行，立马就办。例如：“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文王曰：‘善!’对曰：‘宿善(赞赏某种善言却不尽快实行)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刘向《说苑·政理》)。孟子也曾热情介绍周文王的仁政善举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仕者世绿，关市讥(检查)而不征，泽梁(在湖泊打鱼)无禁，罪人不孥(不株连妻子儿女)。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实行宽大政策，扶助弱势群体，正是仁政的本质体现。
(2)、孔子的教育观 ，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3)、爱默生超验主义作为美国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力量并非全然是美国新大陆的产物，而更多地植根于欧洲哲学传统。在菲利普·古拉看来，爱默生和他的追随者们继承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康德、费希特等强调人类内在性能力的思想影响了爱默生，而不是洛克的实证主义(9)这也意味着爱默生承袭了欧洲形而上传统的超验、唯我和抽象等问题，在助推美国主体构建的同时深化了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危机，因而成了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对话的主要先哲之一。对人内在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以及对具体经验的轻视预设了爱默生思想中抽象本质与具象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早期爱默生所倡导的自我观体现了明显的我他、灵肉、“真我”“非我”等多组二元对立关系。在《论自然》(1840)中，爱默生写道：“人总能意识到在他或在生活的后面隐藏着一个森罗万象的灵魂——在其中，正义、真理、爱与自由的本质就像天空的太阳一样，相继升起，照耀四方。他把这种包罗万象的灵魂称为理性——它并不属于你、我或他；相反，我们都归它所有，是它的财产和部属”(10)因此，灵魂为真我(ME)，而所有的其他，如自然、艺术、他人、肉体等都是“非我”(NOTME)。在一次林间漫步的时候，爱默生经历了一种迷狂的神秘主义体验，整个人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TransparentEyeball):“站在空地上，我的头颅沐浴在清爽宜人的空气中，飘飘若仙，升向无垠的天空——而所有卑微的私心杂念都荡然无存了。此刻的我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不复存在，却又洞悉一切。世上的生命潮流围绕着我穿越而过，我变成了上帝的一部分或一小块内容。最亲近的朋友的名字听起来也陌生奇异之极。兄弟也好，熟人也罢，是主人还是仆佣——这些都在一刹那变得无谓，甚至讨厌”(10)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段著名话语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人格化自我和他者在这里被同时消解，社会生活体验的价值被搁置，社会角色被视为无足轻重甚至应该取消。爱默生的《自我依赖》(“Self-Reliance”)、《补偿》(“Compensation”)、《散文一集》(Essays:FirstSeries)等都体现了类似的自我与家人、政治、社会、宗教、制度等外在性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爱默生抽象自我观倡导的是一种无差别的伦理观念，生成一种抽象道德主体。“当爱默生将普罗提诺的‘唯一’内在化为人的‘理性’时，‘理性’也被想象成一种人所共有的、超验的，同时又是绝对‘非人格化’和‘非社会化’的部分。这种皆备于人内容上又绝对抽象的‘理性’保证了一种不受社会差异影响的普遍性的平等。”(11)1各种他者在本质上没有了差异，自我便可以“以一种中立无所谓(indifferent)的态度对待他者，这显然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乌托邦观念。对于外物的漠然和对超灵的重视体现了爱默生超验主义主体观念的基本特征：个人意识认同的对象是形而上的抽象“超灵”，而非社会现实的具体“他人”，这恰恰体现了怀特海所谓“错置具体性谬误”，把人与超验原则的抽象关系置于人与社会、自然的具象关系之上。个体对抽象超灵的认同和对具象他者的无视可能导致虚无主义与政治伦理困境。恰如麦金太尔所言，道德一旦与精神、超灵等抽象概念混淆在了一起，就只指向一种虚无和空洞，无法提供现实的指导意见。爱默生超验主义早期确因对废奴运动等社会问题缺乏关注和对善恶的含混不清而备受批评。爱默生抽象道德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儒家思想中，“我们作为人一出生就被置于家、国等多形态、多联系的角色与关系之中，而且正是这些深厚的环境条件，才使我们有恻隐之心，有羞怯、恭敬之心，有规矩之感和赞同与反对之心——其实，这就是伦理感。伦理感植根于心，是对人一出生就已有的条件的一个一般性概括。恰恰是这一伦理感，成为之后贯穿具体个人人生的特殊叙事话语，是人与世界协同而成的‘性’的叙述”(6)1爱默生后期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并力图修正，如他从“转换-变形”模式到“补偿”模式的转变就是解决抽象、具象间距离的尝试(11)1同时，“个体由早期对社会的漠然与反叛到晚期对社会的释然接受”(12)1
(4)、儒家思想对于音乐的重视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乐经》虽失传，但反映儒家乐理的著作《乐记》、《乐论》依然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音乐思想。“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此言奠定了“乐”在成长过程中被儒学“紧紧簇拥”的地位。
(5)、在颇具伦理特色的中国思想史上，利义问题一直是一个问题。从先秦到西汉初似乎只讲重义轻利，没有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为君子和小人是对立的，后人便以为孔子说的义利也是对立的。但孔子也说过“义以生利”说明他并非将义利绝对对立起来的。对义利只有厚薄先后之别，“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另外，先秦儒家具有明显的财富观点，在儒家来讲，认为人民的贫富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很大的关系。孔子把民众的富贫看作是关系到五朝存之的重要原因。孟子则提出了“恒产”说。但同时他们都提倡对财富欲望加以强制，要重义轻利。孟子更是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
(6)、更可悲的是，孔子一心恢复“先王之政”的复古倒退思想行为，竟在长达两千年的后世儒家知识分子中，形成极其守旧、僵化的思想传统和方法，顽固地反对任何革新和创造，反对任何过去不曾有过的新事物，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最大的不幸和悲剧所在!
(7)、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尚书·周书·蔡仲上》。
(8)、在得到App上有一个付费课程是《靳大成·论语通读》，主讲人靳大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孔子本质上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因此以孔子的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必然的带有保守的特点。中国文化认为做人要做君子，而君子就是温文儒雅、宽宏大量的。像乔布斯这样脾气暴躁、性格变态的人肯定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君子形象，但是他却成就了全世界最伟大的企业。我们肯定什么地方错了！
(9)、“儒以修己为体，以治人为用”(《阅微草堂笔记》卷4)。礼起作用的办法无非是加强个人修养和自律，要求每个人用等级和名分严格克制自己，即所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这句话最能阐明其精神实质。按照“自卑而尊人”的礼制要求，每个人天生要服从等级安排，臣要对君尽忠，子要对父尽孝，妇要对夫尽顺等等，实为“三纲”谬论的滥觞。
(10)、清朝一个外来民族在中华大地实现了近300年稳定统治，最后还是遭到外部先进文明侵略才中止的，否则不知道还能延续多久。更让人不安的是经过2千年的皇权统治和儒家思想的驯化，中国人普遍性的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失去血性(看看鲁迅和清末民初文学家的描述就知道)。中国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打破阴盛阳衰的局面，必须强行注入阳的特征。读到这里，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应该已经发现清朝那些“智者”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种技术层面的改善根本救不了中国，甚至就算是打开国门诚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文明，最多只是缩小我们和西方之间的差距，被动跟随西方的发展步伐，但不能实现超越。只有打破稳定状态，注入阳的特征，中国才能走向阴阳平衡的自我发展道路，才有机会实现超越。
(11)、大家人都知道和认同我们正在迎接工业0——智能制造。但我认为机器一旦加入智能，变成机器人，是一次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开启一个新的文明，而不是新的工业。
(12)、既然要恢复西周“仁政德治、和谐相亲”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就不能施行暴政和动用刑罚，被统治者更不能“以暴易暴”、公然发起暴力反抗。因此，寄希望于“仁政德治”的儒家学派，不仅反对法制，也反对任何暴力革命，甚至包括“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汤武革命”，未免有些迂腐、僵化和反动。应该说，仁政并非一定要排斥暴力。因为暴力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的暴力能够使广大人民从残暴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正是“天下之至仁”。十分务实和现实的歧周政治家完全懂得这个道理。史籍记载说：“王(武王)问周公曰：‘天下以殷为天子，以周为诸侯，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周公曰：‘攻礼者为贼，攻义者为残，失其民者为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乎?’王曰：‘善!’”(《通鉴外记》卷三上)。可惜伯夷、叔齐和完全僵化的后世腐儒并不明白此理。倒是孟子大胆继承了周公的这一革命思想，遂有千古精辟之言：“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残贼之人”朱元璋皇帝最痛恨孟子的这句革命理论。而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指斥武王伐纣是“以臣伐君、以暴易暴”，因此竟“不食周粟”、饿死首阳!这种僵化、片面和迂腐的怪诞思想行为，与世格格不入，丝毫不值得称道，但却深得同样片面主张“去兵”的孔夫子、韩愈等大儒的欣赏。毛泽东曾一语剖判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那是颂错了。他还高度评价说：武王伐纣是“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四卷，第1495页)。
(13)、 中国：高度创新但不稳定的混战之后，一次伟大的创新集成建立农业社会制度，进入农耕文明；
(14)、总的来说，显著的人文关怀就是儒家思想的特点，就个人而言。
(15)、 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开创现代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长期的社会创新力；
(16)、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儒家思想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处于一片战乱之中，社会动荡，人们深受其害。人们期望和平和安定，期望团结和稳定。所以当时上至国君，下至平民百姓，都期望儒家这样的教导人安守本分、遵守秩序、安定团结的思想。
(17)、周公的这些礼乐制度和礼治思想，当初可能紧扣现实政治，“末尝离事而立言”。但时代变了，儒家死守所谓“周公之礼”，脱离实际，盲目崇拜，出现极端化、片面化倾向，某些东西显得非常保守、落后、愚腐和不合时宜，这对民族精神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批评说，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
(18)、——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新论
(19)、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
(20)、孔子和他的弟子怀着这种强烈的美好愿望，周游列国，以图说服大小诸侯，实行仁政德治。其主观愿望虽然不错，但这种只讲仁政德治、不讲法制的空想道德主义思想，只是一种美丽的“乌托邦”，当时终因不合时宜而难被接受，数千年来也从未真正实现。但儒家这种过分强调仁义道德而忽视甚至反对法制建设的片面、僵化思想，长期以来，却对中国历史进步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以致我们至今还在为建立法制社会而奋斗。
3、儒家思想的根本
(1)、(①)“自我”(self)指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中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本质性存在；“主体”(subject)则大致有三种可能：与“自我”类似的个体内在本质性存在；与自然、他人、群体等外在性联系中个体的存在；由社会性力量，如体制、话语、权力等构建的人的存在。儒家角色伦理学中的“人”应属主体，而非自我；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主体”往往指第三者。但事实上“自我”“主体”之间难以明确界限。就本文所考察的三位美国作家而言，他们有关“人”的思想就是杂糅性的，是“self”与“subject”的结合，就他们对个人主义价值的弘扬来讲应为“self”，而对其进行的反思则属“subject”的范畴。
(2)、周礼当初就是极其繁琐的。武王克商之后，周公最重要的政治贡献之一就是立即着手礼乐制度建设，以确立新的统治秩序。他先根据周制，把夏、商流传下来的诸多礼节改造成“曲礼三百、威仪三千”，形成一整套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交际往来必须遵守的极为细密的礼仪制度，可谓繁琐至极!这些礼制分为吉礼(祭祀礼仪)、凶礼(丧葬礼仪)、军礼(行军打仗、田猎、阅兵礼仪)、宾礼(诸侯朝见、聘问、会盟礼仪)和嘉礼(婚冠、生育、庆贺、宴会礼仪)五大类，并根据贵族们不同的身份地位，配上不同等级的礼仪和相应的音乐，形成一套繁琐的礼乐制度，以体现贵族等级区分。此外还制定了极其完备的田制、官制、禄制、乐制、法制、谥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典章制度。后来的儒家学者统称之为“周礼”或“周公之典”。
(3)、儒家的中庸观念，一般被认为是反辩证法的、保守的、折中主义的，其实这是误解。中庸观念看似是静态的，实则不然，它是在动态中把握事物的“度”，而且是对一切变易的内在制约，变易的观念恰恰蕴含着“中庸”的规定。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所构成的“三一式”看，由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恰恰是走了一条中庸之道。这种中庸方法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左右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4)、儒家重践履、重效验、重实际的基本取向，无疑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尺度。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归根到底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使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变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物质力量”，达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能力的明证”。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益深入，西方的思潮和学说纷至沓来，为什么独独马克思主义胜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并获得了“实践能力的明证”。
(5)、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西方尽管和我们文化信仰不同，但都把尊重人权放在首位(哪怕是表面文章)。忠君爱民，父慈子孝。儒家思想的本质是想构建一个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很多人愚昧无知，以现代社会的视角看问题，以忠君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来批孔。却选择性的忘了爱民。四海之内，莫非王土。旧社会整个天下都是私人财产，孔子也不敢说天下为公。这个就可能是儒家思想的局限。
(6)、(21)杨金才、丁晓红：《沃尔特·惠特曼：肉体的诗人和灵魂的诗人》，《国外文学》2005年第1期，第75-82页。
(7)、就居丧来说，儒家硬认父恩厚，所以一定要服衰到三年之久;母恩薄，所以只服衰一年就够了，以表示家无二尊，好比国无二君;就奔丧来说，父母也要有分别;就祭祀来说，因为男贵女贱，所以“夫不祭妻”(《礼记·曲礼上》);就配偶来说，只许男子多妻，不许女子多夫;就生子来说，“男子生，桑弧矢以射天地四方……”女子便不能有此;就德行来说，女子独有“守寡”、“三从四德”和“七出”之规。千百年来，儒家这种野蛮的礼教制度，不知害死了多少妇女。谭嗣同曾引述邻邦学者抨击儒家礼教之言说：“朝鲜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谭嗣同《仁学》卷下)。
(8)、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
(9)、因为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躬行为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中去，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在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实质，并不是要排斥、更不是要废止其他各家的思想学说，而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同时发挥其他各家学说的长处与优势，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统实现国泰民安，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了它的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保证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从而不断滋养和丰富自己的思想价值。这也是儒学能够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法宝。
(10)、本文并非严格的哲学写作，即并非以概念的辨析展开全文，但正是这种特征，使本文在美学研究中脱颖而出。而如果还希望更合乎学术要求，可以在概念的辨析、儒学学术史的叙述方面做到更加精确；结合更多的相关著作或论文进行讨论，或在开头处以精简的综述形式引入；同时选择更小的主题和切入口，使研究更为深入。
(11)、追根溯源，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以保守著称的，它是一种产生于单一农业社会的老人文化，多的是世故，少的是朝气，保守内向、僵化迂腐、重义轻利、重文轻武、重德轻法、厚古薄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强调继承而不愿意创新思变，极力维持旧秩序，死守祖宗成法，强化礼教，使臣民驯服，缺乏“激情”和开拓进取精神;更严重的是，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它不可能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观念。尽管它也有某些好东西，但它毕竟是专制时代而非现代的思想文化，是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匹配的非民主思想文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如皇权专制主义、官本位、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家长制作风等等。今天，在努力建设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史时代，我们实在不应该对充满封建主义思想的儒家学说抱有任何幻想。如果不顾世界发展潮流，想拿这些背离现代化的东西作为民族振兴的思想武器，显然不会成功。
(12)、儒学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传统文化一样，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儒学文化时要坚持革故鼎新、择善而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照套照用。具体说来，就是一要采取有鉴别、有扬弃的继承态度；二要把握好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而不是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三要紧密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总结和吸取实践中的新鲜经验，使儒学文化的思想精华能够因时制宜地实现新的转化、升华和发展。所有从事儒学文化工作的同仁们应该注意贯彻这些原则。
(13)、对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来说，没有儒家思想，会容易出现不稳定和不团结，难持续；而过度看重儒家思想，会出现过于保守和中庸，没有创新力和创造力，无法发展。无论是国家和文明发展，企业管理，还是做人，我们都需要根据当时的状态和目标，把儒家思想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保持阴阳平衡，才能稳定发展。虽然经历过上个世纪的大运动，但我们普遍还是过于相信和依赖儒家思想，过于相信中庸和柔性的重要性，缺乏创新力和创造力，甚至容不下有创新力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改变，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难成大业。中国民营企业中，唯一能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劈荆斩刺的华为，最著名的企业形象就是狼文化。如果他们也把儒家思想放在第一位，就不会有狼文化，中国就不会有华为。
(14)、概述这段历史可知，周人克商之前，处于氏族社会或农村公社古老的“周礼”和谐之中。克商之后，周公等政治家强劲推广自己的礼法，用文字把他们远古祖先的传说和制度、风俗习惯固定下来，后经孔孟儒家分子系统发掘整理成为神圣的儒家经典，长期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
(15)、儒家的教育观主要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核心,论述如何加强统治阶级思想道德教育及人生价值观教育问题。
(16)、(18)陈开先：《孔子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第47-55页。
(17)、孔子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他创办私学，使学移民间，开创了平民能够接受教育的新时代。先秦儒家除了学礼、义、信等知识外，还考察为政治国的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与统一。另外还重视“学知知之”和学思结合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上，孔子要求弟子应具有求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8)、李贽否定了孔子权威，提出了“童心说”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顾炎武则进一步批判君主专制，提出“众治”，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学；王夫之更是大胆地提出了“循天下之公，帝王独尊是君臣之道丧失的根源”的主张。
(19)、不过，古公亶父只是创建岐周文化的先驱，后来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姬旦才是集大成的杰出代表，因而也才成为孔子及其儒家极力推崇的千古圣人。从古公亶父迁居于岐山脚下的周原沃野，中经季历、文王姬昌，至武王姬发，大约一百二十年。古公亶父死后，儿子“季历(文王之父)立，……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史记·周本纪》)。是即季历仍能施行先王仁政，附近的部落相率以归，使周邦更加强盛。商王文丁(商纣王的祖父)初以“西伯”头衔相笼络，仍感到威胁和恐惧，遂借故将其杀掉。
(20)、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
4、儒家思想最本质的特点在于
(1)、李雪聪同学《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一文将儒家文献的分析与丰富的乐理知识相结合，内容详实，十分具有创新性。
(2)、因为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必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概念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家思想的人，《汉书》说他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东汉的著名儒学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有两篇题为《问孔》与《刺孟》的文章。王充在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眀“是”。他说：“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猝吐言，安能皆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著述与言行中的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就足以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3)、中国历史的特点之一是三皇五帝至西周时代以农业为基础的氏族制度非常之长，发展得十分完善，里面无疑保存了原始社会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给后来的思想家留下无限美好的记忆和遐想空间，致使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向往三皇五帝至夏商周时代，一心要“复三代之治”，由此走向僵化、绝对化和神圣化，形成强烈的崇古或厚古薄今的思想情结，一切都要向后看齐，缺乏向前看的眼光和创造未来的进取精神，对所谓“祖宗之法”无比崇拜，丝毫不敢革新。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甲午战争败给现代化改造与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之重要原因。
(4)、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5)、因为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躬行为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中去，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在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实质，并不是要排斥、更不是要废止其他各家的思想学说，而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同时发挥其他各家学说的长处与优势，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统实现国泰民安，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了它的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保证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从而不断滋养和丰富自己的思想价值。这也是儒学能够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法宝。
(6)、毛泽东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7)、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 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 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 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 在内的主流思想。
(8)、孔子等使命感、正义感很强的儒家知识分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寄望于当权者实行“仁政”，也就是“先王之政”，以恢复岐周时期的和谐社会秩序。所以，他最痛恨诸侯、卿大夫“以下犯上”和破坏秩序的“僭越”、“非礼”行为;同时也从维护贵族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告诫统治者要以仁德服民，宽简为政，轻徭薄赋，爱惜民力，减少刑杀和暴政、暴敛。他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成最理想的君主和各级长官楷模，把他们的政治当成最理想的政治，就是儒家津津乐道的所谓“仁政”或“王道”。只要推行和恢复这种“仁政”或“王道”，使“天下归仁”;只要大家都能达到“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人皆为尧舜，个个成为君子”，这个社会当然就太平无事了。这当然是一种最诱人的美好愿望。
(9)、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基本可以用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字来概括。如果我们把这些字的内容做一个宏观的通盘分析，找找他们的共同点，会发现它们主要是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持秩序、保持稳定和团结的。
(10)、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11)、《易经》认为天地创造了世间万物(这个说法本身是否科学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从中领悟其核心的哲学思想为我们所有，形式不重要，精神才是关键)。天是乾，极阳(阳的极点)，代表具备开拓进取、创新创造、攻击、自我激发、主导等特征的事物。地是坤，极阴，代表具备柔顺、配合、吸收、防守和维持等特征的事物。天地共同创造了万物，所以事物要发展，这两种特征要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阳太盛，只有攻击和创造，没有防守和维持，则自身难保，不稳定、难长久。阴太盛，只有维持和防守，没法进攻和扩张，过于稳定没有发展，时间长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会消亡。
(12)、儒家思想的第一个要点是：仁爱。儒家的仁，同道家的道，佛家的空一样，一个字体现了儒家的全部思想内涵。
(13)、(1)杨金才：《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
(14)、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企图构建独立于欧洲传统的美国主体，但其“自我”书写却深深植根于欧洲传统之中。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直至20世纪后半期后现代思潮的主体性思想传统大都强调个体内在“心智”与抽象超验的“理念”等之间的关联，并忽略个体的具体嵌入性(embeddedness)，即个体与他者、社会及自然的共在性和普遍联系。福柯在《主体阐释学》中观察到，从柏拉图伊始，西方寻求“自我”的目光从古希腊哲学中对自身的审视转向了对超验理念的追求：“从柏拉图《阿尔喀比亚德》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审视自我灵魂的行为就是其目光被引向天际(aloft)的过程——引向神性、本质和神圣之处，认为灵魂就在那里”(5)亚里士多德在对人的反思中却把目光投向了人的内在，认为心智才是人的特殊品质，以“心智”为核心与焦点形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人。在宗教统治下的中世纪，上帝这一超验存在成为自我之根源，希腊传统对理念和心智的重视暂时被上帝这一造物主所取代，但在随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得以恢复。而欧洲文艺复兴的旗帜就是复兴古希腊人本主义思想，以对抗中世纪宗教统治对个体价值的贬损。随之而来的启蒙运动对笛卡尔“我思主体”和康德理性的宣扬进一步推动了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反启蒙的德国浪漫主义质疑理性主义和普适原则，强调真理的多元性、相对性和情感、肉体等非理性元素对人类存在的重要意义，但总体而言还是强调个体的抽象内在性多于个体与他者和世界的具象外在性联系。爱默生超验主义就是柏拉图超验主义与德国浪漫主义在美国新大陆与清教思想碰撞融合的产物。
(15)、儒家思想不一定最大最好的智慧，但研究儒学可能会把人带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明境界，这个是联合国文明金规则所厘定的。
(16)、岐周政治文化亲民好德、实行仁政的优良传统，既是岐周先王世代传承下来的，也是在与商纣暴政斗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而儒家学说正是对岐周文化中世代实行的仁政德治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和阐发，从而使岐周政治实践经验上升为儒家学说的主体思想。可以说，儒家的“仁政”主张，曾是岐周政治家早已实行过的治国方略。儒家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乃是对岐周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客观反映和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岐周现实形态的政治文化，则是儒家学说产生的直接源头。
(17)、儒家的辩证法观念，包含着“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构成的基本脉络。在纯粹学术的意义上，那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或许原本就是一个假问题。其实，就学术含义而言，“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恰恰构成矛盾的生成和消解的完整结构。一定意义上，它可以被看作是对立统一这一矛盾规律的中国式的表达。儒家的辩证思维内蕴着一个人本学的立场和视角，相对于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国文化中的天道并没有那样强烈的彼岸性。强调人的在场性，始终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18)、外王必须要有权力，但光有权力也无法成为外王，外王还必须有事功。王的事功包括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固然，大部分王朝都是利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即使是被称为圣贤之世的尧舜禹三代也是这样。然而，儒家往往把这种用武力夺取权力称为“霸道”，并且将其排斥在外王事功之外，而推崇那些所谓“以德服人”的“王道”，尽管这些“王道”者同样也必须用武力来夺取权力。
(19)、(2)Matthiessen,F.O.,AmericanRenaissance:ArtandExpressionintheAgeofEmersonandWhitma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
(20)、看到这个标题，我想不少人可能想骂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居然敢说被中国人尊崇了2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有负面作用。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5、儒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1)、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
(2)、(4)Bowers,D.,“DemocraticVistas,”inRobertE.Spiller,WillardThorp,ThomasH.Johnson,andHenrySeidelCanby(eds.),Liter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NewYork:Macmillan,1948,pp.345–3
(3)、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安平秋
(4)、惠特曼的自我是具象现实中的自我，与爱默生的自我显著不同，与儒家传统中关注现世存在的人却有共通之处，因为惠特曼个体相似性的基础与儒家对人之共性的“道”“理”等的思想类似；惠特曼的自我就存在于自我与包括身体、自然、他人、群体等一切他者的关联之中，所歌颂的自我是“多极一体”的，同时也是过程性的(becoming)，生命向一切可能性敞开怀抱，一切可能性塑造着生命。但说惠特曼受到过儒家思想的影响却是没有证据的。1856年，梭罗拜访惠特曼时提及后者创作中的东方色彩，并询问有没有读过东方人的著作，惠特曼的回答是否定的(22)1当然，与儒家有差别、有等级的爱相比较，惠特曼呼唤一种更广泛、无差异的爱。肉体、草木等万事万物，死亡、性爱等现世体验，工人、农民、甚或卖淫女等众生相都在惠特曼的笔下与神圣的灵魂并驾齐驱，众生平等。惠特曼的群体是鲜活个体的集合，拥有肉体、灵魂独立价值的个体集合。儒家角色伦理虽然重视个体修养，但个体修养的基本目的是实现群体的社会功能，所以没有象惠特曼这样高度渲染个体的重要性。儒家角色伦理寻求的是所有个体各守其分，构建和谐，而惠特曼寻求的是所有个体各显其能，同样达到和谐。两种思想的汇通互动或许会产生一种更好的个体与群体关系模式。
(5)、(9)Gura,P.E.,AmericanTranscendentalism:AHistory,NewYork:HillandWang,200
(6)、文章开篇从乐器的材质、音阶和演奏手法，来说明中国音乐何以与传统的天人观、中和观相互反映，避免失于空泛。同时，本文持辩证的立场，在观点的呈现思路上，做到了全面且清晰，既指出儒家注重礼教、礼乐结合的思想对音乐地位的提升作用，也观察到这种与政治密切结合的属性，亦束缚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最后，基于中国音乐折射山水、寓意“善”的两个根本特征，本文对当代国风音乐提出反思。在有限的篇幅内既具思辨性，又做到了知识的融合和谨慎的论证，值得认可。
(7)、此外中国古典十大名曲中，《平沙落雁》、《梅花三弄》等5首曲目均以描绘自然风景或歌颂自然意象为题材，这情景交融的音乐美不仅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也反映了直到明清，孔子所言的“尽善尽美”的艺术审美精神依然存留于中华传统音乐作品的标准中。
(8)、不是说西方文化都好得不得了，但其中确有很多东西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和大胆接受。我们不必害怕外来文化淹没了民族文化。一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人数是否足够多和足够强大。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强大的民族，其文化是绝不可能被消灭的。日本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它的本民族文化也没有消失，何况有几千年文明史和十几亿人口的中国!
(9)、当今世界已经入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各地区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联系空前紧密，各种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与日俱增；同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今天的人类社会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达到了古代世界完全不可想象的繁荣境地。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是，全球化也像所有的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与难题。例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消除和解决这些弊端与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社会今天创造和和发展的各种智慧与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世界各种文明以往所积累和储存的一切智慧与力量。毫无疑义，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儒学文化，应该充分挖掘其蕴集的丰富思想价值，结合全球化、现代化的实际，实现其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使之为改进全球治理，为消除和解决全球化、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与难题，作出更多的贡献。
(10)、在这个艺术边界逐渐模糊的时代，一些包装成新型音乐的反社会、违背公序良俗的歌词不断被加入到我们所接触的流行歌曲之中——作为听音乐的人，我们是否应用荀子的“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劝勉自己，用“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来警示自己呢？
(11)、“礼制”是“仁政”之外儒家学说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仁政”是对上层统治者讲的，在两千多年的极端君主专制统治面前，尽管“仁政德治”往往只是一种“美好愿望”，但它对教育皇帝和各级官员仁慈爱民、抑制暴政多少有些积极影响。而“礼制”则不然，“礼制”是对全社会各阶层人讲的，各阶层有各阶层应该遵循的礼，“守礼”就是要“守名分”——守“尊卑贵贱”等级，否则就是逾制、僭越和违犯礼法，因而全是腐朽、反动和害人的东西。
(12)、三皇五帝至岐周部落时代，大体都处于这种国家统治之下民风依然淳朴而和谐的村社状态，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可惜岐周以前年代久远，缺乏文献资料，诚如孔子所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幸好“周监于二代”，周文王至周公时代去古未远，“郁郁乎文哉”的周鲁典籍非常丰富，留在孔子时代人们头脑中的美好记忆深刻而清晰，遂成为儒家等学派一心向往的理想社会和思想来源，难怪先秦诸子百家把三皇五帝时代特别是把夏商周三代捧到天上，认为那才是最理想的社会，而且诸子百家在这个问题上竟然惊人地一致，普遍表现出一种怀古、崇古和复古倒退倾向。可以说，“崇古”是先秦思想的普遍精神。
(13)、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
(14)、重人治：君民同乐的太平治世，一直是先秦儒家笃信渴求的乌托邦以及性善的理论基础，注重对人进行利导的礼治而不是对人实施纯粹强制的法治成为一种必然。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归纳为“内仁外乱”。孟子认为行仁政首先要重民，“民为邦本”继承并发展先贤的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观念
(15)、(20)李永毅：《惠特曼草叶集>中的‘自我’观念》，《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55-58页。
(16)、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过的古文明，能延续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中华文明经历过唐宋时期的鼎盛(虽然在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中，清朝才达到最高峰，但跟世界同步对比看，唐宋才是顶峰)，也经历过明末民初的落后。如前所述，甚至差点被日本灭国。为何会这样呢？
(17)、儒家礼教将“礼”的修养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品质之只能培养出扭曲的人格。因为，礼教的各种繁文缛节不合常情，人们很难做到，而不做又不行，于是大家只好玩假的——把礼教的道德修养重点由内在的精神过程转向外在的行为方式，然后只需在上司面前和公众场合表演或表现一下就行，以使自己的行为在形式上、表面上更合乎“礼”，结果导致伪君子、伪道德盛行。比如，做出一些对皇上“无限忠于”、对国家“无比热爱”的过人行为;或者玩一些超年限守孝、三年不吃细米、不穿新衣、不近女色的花样。东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墓道)，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陈)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后汉书·陈蕃传》)类似的伪孝悌多不胜举，不过作秀盗名而已。
(18)、中国究竟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历史契机何在？
(19)、(16)邹建军、白阳明：《从道德自我到生态自我：梭罗伦理思想的建构之路》，《江汉论坛》2019年第6期，第71-76页。
(20)、每一次文明的领先都离不开一次伟大的创新。中国发展到清末的时候，明明已经远远落后，却沉醉在保守中庸的文化之中，依然缺乏创新力和创造力。并且被自己过去的辉煌文明蒙住双眼，高傲的拒绝接受改变，固步自封，还把拥有现代文明和科技的欧洲看着蛮夷之地。
(1)、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2)、儒家的教育观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不断结合和深化的过程。对世人的价值观影响深远。
(3)、不可否认的是，经济浪潮之中，各种外来文化如潮般涌来，中国文化发生着千古未有的变化，至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愿共同探讨。
(4)、强调“做”的绝对原初性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共同取向，也是它们的基本姿态。这一原初基础，分别把它们引向了人本学立场。
(5)、可见，儒家学说以道德伦理替代法制、反对暴力革命、“犯上作乱”，提倡安分守己、忠君尊父等专制文化意识，正好帮助专制统治者驯服和约束天下臣民，从而减少了暴力统治的阻力，这种学说无疑是中国皇权专制的组成部分和帮凶。儒家固然教导帝王要行仁政，也教导民众要忠君，但它对帝王远没有对民众的约束效力大。封建统治集团主要不是拿儒家仁政思想规范皇帝及其官员的行为，而更多地是拿儒家忠君思想去束缚臣民的手脚。这种学说之所以能被封建专制统治者所“利用”，正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巧妙”维护专制统治的功能。
(6)、我们这次学术会议，要研讨“全球化时代儒学走向衰落还是繁荣”的问题，这中间就会涉及如何认识儒学的特性、价值和前途等问题。我想大家对这些问题都在进行思考，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学者、政治家和其他人士也会在关注和思考。
(7)、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8)、由孔子的“仁”“礼”“忠恕”“中庸”，进而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民本”和“性善论”思想；荀子在孔孟的基础上，提出了“仁义”“礼治”“性本恶”主张。
(9)、儒家所崇拜的周礼的基本精神和主旨，就是确立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即明贵贱、分尊卑、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以保证“天无二日，士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礼记·丧服四制》)。它有使人驯服的显著作用。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指出：“支那(中国)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10)、综上可见，我国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影响之深刻，渗透在我国传统音乐的各个方面。在哲学语境下思考中国传统艺术，让当今的我们学会扬弃，学会守、破、离，更好地反思当今在西方艺术的冲击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形势。秉持着儒家“家国情怀”的精神传承，我期待社会“尽善，尽美”的音乐价值追求会激励更多优秀的中国音乐人，让我国的传统音乐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光彩。
(11)、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
(12)、然后，说到天人，就必须要探讨一下“德”的问题。在儒家那里，德本身就是连接人与天的桥梁，天人关系就是通过道德实践去认识天命，比如“以德配天”“天生德于予”等词语。所以，天的主宰性还表现在天去监督、鞭策人的道德实践、行为规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篇)，要想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就需要对“天命”有充分的认识。而要想认识天命和提升道德，又需要人的自身努力：“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
(13)、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
(14)、宗法社会最怕发生男女关系问题，因此儒家对这种“男女之大防”特别用心，一直有“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等缺乏人性的道德禁忌。如《礼记·曲礼》规定：男女不杂坐，不互言内外，不互相授受，不能握手，不同行路，不同手拜(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不同用器，不同寝席衣裳，不同乞假，无烛不夜行，男女无媒无币不相交亲，男女丧服不同，不相问病，非有大事不入家门，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女各为伯仲。幼童也要男女有别：“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女子十年不出。”(《礼记·内则》)。寡妇必须守节，不得再嫁，不得夜哭;寡妇之子不可为友;嫂叔婶侄不相抚问;亲子同胞不得聚会;夫妻也不得随便接近，等等。如此严格的“男女有别”不近人情不说，恐怕自古无人能够真正做到!人们都说中国人很“封建”，但背地里却三妻四妾、生出十几亿人!
(15)、关于儒学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蕴集的思想价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去年9月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已作了重要概述。他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同样，世界上其他各种历史文化中蕴含的各具特色的思想价值，也都应结合当今的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弘扬，使之共同为消除全球化、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为解决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难题，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各国的共同发展，造福于人类的现在与未来而服务。
(16)、肯定人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与万物平起平坐的一员，而是高于和优于万物的特殊存在。
(17)、本文在将美国文艺复兴三杰的“自我”书写与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并置考察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爱默生以个体为圆心，外物为圆周，重视超灵、灵魂，而轻视具象外物，追求一种抽象道德主体；梭罗的个体走出圆心与圆周融合，寻觅自然之道以养成自然性具象道德主体；惠特曼的圆心与圆周物我齐歌颂独立个体，但实质却塑造群体性具象道德主体。他们“自我”书写中的一个大致走向是，自我逐渐从个人内在性走向社会外在性，自我与抽象精神的认同也逐渐转向自我与具象他者的认同,这一趋势与儒家角色伦理对自我的社会外在性和对具象家庭、社会伦理角色的重视有一定的共通之处。西方个人主义在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中达到高潮，其中所潜藏的社会、伦理、政治问题已然引起爱默生本人、梭罗、惠特曼、霍桑和梅尔维尔等人的反思，并试图解决个人主义内在性与外在性、抽象性与具象性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个人主义的纠偏历经两个世纪，时至21世纪尚未得到解决，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因这一问题的悬而未决，美国哲学家安乐哲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提出借助儒家角色伦理学帮助西方走出个人主义困境。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共同体等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在西方传统中一直存在，而在中国传统中却没有那么显著，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人际和谐的儒家角色伦理紧密相关。西方思想家在面对个人主义困境时转向东方智慧寻求出路，而提倡具象人际联系和角色实践的儒家伦理思想成为首选思想源泉便在情理之中。在这一点上，21世纪的安乐哲如此，19世纪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有意无意中也走过了同样的心路历程。梁漱溟曾认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是三种基本精神不相同的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进展的三个阶段。首先是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但深入之后其矛盾和困难逐渐暴露,以至毛病百出,苦痛万状；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原来的道路,要求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23)本文的研究结果在“自我”问题上支撑了梁漱溟之见。但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如此强大，思想家们希冀的“后个人主义”主体还远未成为主流，儒家哲学在后疫情时代世界文化新秩序形成中的意义和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发掘。
(18)、桑东辉，《的音乐伦理思想体系探赜》，《道德与文明》，2021年02卷，75-80页
(19)、《中庸》学说是儒家建立的，其整个理论框架建立在“中和”(或“和谐”)的基础之上，其核心与归宿，则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一思想，在以后一些儒家学派代表人的论著中，表述得更为明显、直接。如公孙尼(约生于公元前798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嵇康(233～263)的“音专用有自然之和”,“声音以平和为体”，和周敦颐(1017～1073)的“溃”、“和”等。在音乐机理层面，我国传统音乐调式体现着“音音之和”与“旋律柔和”的特点。
(20)、上述哲理也可以用矛盾对立解释，但是没有那么直观。矛即阳，攻击；盾即阴，防守。事物的发展总是在以下矛盾中找平衡：创新与保守、冒险与保险、攻击与防守、刚毅与柔顺、尖锐与圆滑、变革与维持、坚持与变通等。前者均属阳，后者均属阴。但是用阴阳比用矛盾更直观而且涵义更丰富，我们后续就用阴阳平衡而不是矛盾对立来阐述事物发展中的两面性。
(1)、武王克商之后三年而崩，弟弟周公姬旦摄政。当时正值克商和东征之后，殷商遗民一时不肯臣服，可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周公仍然继承先王一贯的政治作风和传统，采用“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理念，即用德治去感化、教育殷民，以化解他们的思想对立情绪，巩固新诞生的政权。孔子非常崇拜周公的为政理念与实践，晚年因为很久没有梦见周公而悲叹自己衰老了。而他主要接受的正是周公仁政德治的思想，几乎不提周公武力革命的思想，难怪他要称赞伯夷、叔齐了。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死守此理而否认法制手段和武力革命，则是迂腐和反动的。
(2)、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
(3)、在儒家那里，人的社会性被引申为伦理和道德之维。“伦理”，顾名思义，就是人伦之理，它只能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儒学的主流观点主张性善论，特别强调道德之于人所具有的本质意义。同样地，马克思主义也特别强调人的社会特质，总是从人的社会性角度着眼去揭示人性或人的本质。毛泽东着眼于人性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又落脚于人的阶级性，而人在阶级社会作为阶级的存在物，正是其社会性的具体表现。就其强调人的社会性对动物性的超越而言，毛泽东的观点既可以引申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立场，也可以与儒家关于人的性善论预设相兼容。
(4)、在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需要达到阴阳平衡。
(5)、给创新者一条生路！给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异类一条生路！为你，为企业，为中国！不要为了自己一点私利，毁了整个环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伤害他人，最终会伤害你自己！
(6)、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四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开放包容；二是实事求是；三是经世致用；四是与时俱进。
(7)、范丹珩，《儒家“中和”音乐观与中国传统戏曲音乐》，《戏曲艺术》，2003年01卷，90-93页
(8)、不难看出，岐周文化最突出、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就是以“仁政德治、亲民至善”为核心的“岐周政治文化”和以周礼为社会礼法规范的“礼制文化”，这些后来分别成为儒家“仁政”和“礼制”两大主要思想内容。
(9)、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10)、从西方思想史的演变看，辩证法大致经历了三大历史形态，即苏格拉底的语言层面的辩证法、黑格尔的逻辑层面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实践层面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其最大特点也是其优点，就在于它意识到了人的在场性，并把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即实践作为辩证法的内在基础加以先行地确认。
(11)、思想是个很复杂系统的问题。搞明白了某些问题可以著书立说，教育后代。假如不是专业学者，不能以外行去批判内行。
(12)、然而“乐”之所以“受宠”却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艺术活力。
(13)、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14)、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15)、季历被杀之后，其子周文王姬昌继任周君和“西伯”，二十多年后因对商纣王的暴政略有微词，被囚于羑里。据说他在狱中把上古伏羲创立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且为各卦一一作了卦爻辞。《史记》说：“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所推演的六十四卦，成为后来孔子整理《周易》的重要思想资料，《周易》也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经典。
(16)、儒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入世思想，其从创立开始，都一直践行着这个特点。
(17)、然而，道德礼义虽在夏商周统治下的农村公社制时代有效，但进入春秋战国以后，礼乐崩坏，包括儒家在内的任何政治集团和学派，都因拿不出恢复礼制社会的有效措施，所以很难真正实行。倒是法制社会比较现实，因而至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和普世价值。
(18)、推行仁政是岐周政治家赖以翦商的根本政治策略。商纣王专行暴政，暴政的直接后果是失人心，失人心则失天下。武力处于劣势的政治集团，铲除暴政集团的最好方法手段和步骤是：长久争取人心，一朝武力解决。而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礼贤下士，实行仁政。